對襄樊取消5名貧困大學生繼續受助資格的舉動，不少人認為，慈善就是慈善，不應該看受助者有沒有回報。對此，筆者不以為然。
行義舉者的品德無疑是高尚的，但是，行義舉者也是常人，他們不圖物質上的回報，只圖情感上的回報，完全在情理之中，絕對無可厚非。不求任
何回報的慈善義舉，是理想化的，是脫離國情和現實生活的，我們不能拿理想化的東西來要求甚至是約束所有的行義舉者。
對他人給自己提供的幫助，給予情感上的回報，這是做人的準則，也是社會道德基本規范的要求。
慈善義舉並非社會成員應盡的法律義務，而是一種高尚道德支使下出現的行為。社會輿論如果一味地強求行義舉者“不求回報”，其實就是以高尚道德的名義，對行義舉者進行物質和精神上的雙重“勒索”。這種勒索，會讓更多的行義舉者望而生畏，心生退意，進而使社會失卻了慈善的內在動力。再者，倘若受助者對資助者的冷漠，得到了社會輿論基于慈善義舉不能要求回報層面上的“肯定”，就會使他們產生理所當然的心理。在這樣的心理支配下，我們很難相信，他們在完成了學業、擺脫了貧困之後，還會去幫助他人。這，無疑不是我們在社會上大力倡揚慈善義舉的本意。
慈善事業的健康運行和發展，最重要的基礎是提升感恩這個社會意識，使之成為一種社會心理，最終成為社會成員共同的價值取向。因此，要想使慈善之心在社會上形成風氣，讓中華民族扶貧助困的傳統美德進一步發揚光大，就必須要從細處做起，築牢感恩這個社會心理基礎。近者，需要資助者和被資助者情感上的雙向互動；遠的，需要的是慈善義舉的薪火相傳。被資助者的感恩回報舉動，會引來更多有能力的人投身慈善行列；而行義舉者越多，社會上為貧窮所困的人就越少。
近年來，慈善義舉在實施過程中，屢屢出現讓捐助者堵心寒心的行為。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社會輿論對慈善義舉不求任何回報的“詮釋”，已經使相當多的受助人在接受資助上產生了“理所當然”的心理，更有甚者，有的受助人還把資助者當成了“欠債人”，當成了“提款機”。從這個角度來看，這種毫無感恩之意的心理，已經成為慈善事業良性發展的大敵。對這種病態的社會心理和行為，我們應該像襄樊一樣，來點剛性的措施，取消其受助資格。進一步地說，就現實情況來看，在慈善捐款的使用上，應該要盡快出臺相應的管理制度，只有行之有效的制度，才能最終消除諸如此類讓資助人流淚、讓愛心蒙羞的現象。（鄧學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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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要感恩其實是為富假仁
雖然受到資助者以適當的方式表達謝意，于情于理都很應該。但如果只因缺乏感恩舉止,抑或不願意或不善于表達，已經被承諾的資助便能輕易地被中斷、取消嗎？即便那些貧困生確實“無情”，資助者就該以牙還牙地報以“無情”麼？ >>詳細
是重構國人慈善倫理的時候了
一直以來，國人對受助者普遍抱有這樣的看法———他接受了我的錢，應該給我寫信，否則是不尊重我；他接受了我的助學款，就要按我設計的路線讀完大學，否則就是違背了我的意願。毫不客氣地說，類似要求受助者作出種種承諾的行為，實質是強行對受助者進行“道德綁架”和“人身依附”。為什麼受助者一定要報恩捐助者？難道他們不能在以後回報社會？受助者有自己的生活和理想，接受捐助不對捐助者作出承諾，並不意味著背信棄義、忘恩負義。受助者日後擁有一份體面工作，敬業愛崗、辛勤勞動何嘗不是回報社會？ >>詳細
捐出去的錢往回要，合法嗎？
我身邊的很多同事朋友都有扶危濟困捐款捐物的經歷，有的捐給學費無著的學子、有的捐給急需手術費用的病患、有的捐給老區災區，每一位捐助者都希望自己的一份善款是雪中送炭，給受贈人帶來真正的幫助。作為受贈人，接受捐助時身處困境、急需幫助；當困境消失而善款尚有節余時，能否用善款為受贈者錦上添花？ >>詳細
契約精神缺失 慈善精神難久
受資助者屬于弱者，他們的行為也許出于自尊或自卑心理，對他們進行道德追問顯得有些殘忍。不過，資助者的苦衷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件本來美好的事情，似乎並沒有留下慈善的美好余溫。當然，捐助貧困大學生的目的，並不是花錢買感謝信，相信多數捐助者在捐款的時候，都是希望以自己的能力，幫助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 >>詳細
受助者和捐助者都心態失衡了
在一個健康的慈善生態中，受助者不會如此缺乏感恩之心。滴水之恩不用涌泉相報，但起碼得說聲謝謝，這不僅是表達對助人者的謝意，更是表達一種對公序良俗的尊重，公眾的慈善熱情需要這種感恩意識的滋養。捐助者應能充分寬容和體貼這種貧者的弱點，而不是站在道德制高點上理直氣壯地“討謝”。一個真正慈善的人只會執著于自身的捐，自己捐出去了就快樂了，不會過分介意受捐者說不說謝謝。 >>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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