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如何知恩，怎樣圖報
盡管慈善行為會使具體的個人受益，但是，慈善首先是一種社會救濟行為。所以，嚴格說，受贈者是作為社會人的學生，而不是某個具體的學生或卑微的家庭。讓學生承受捐贈者所有的恩情，並要求他現世現報是不公平的。
受助一年多，沒有主動給資助者打過一次電話、寫過一封信，更沒有一句感謝的話，襄樊5名受助大學生的冷漠，逐漸讓資助者寒心。8月中旬，襄樊市總工會、市女企業家協會聯合舉行的第九次“金秋助學”活動中，主辦方宣布：5名貧困大學生被取消繼續受助的資格。（8月22日《楚天都市報》）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去年8月，襄樊市總工會與該市女企業家協會聯合開展“金秋助學”活動，19位女企業家與22名貧困大學生結成幫扶對子，承諾4年內每人每年資助1000元至3000元不等。入學前，該市總工會給每位受助大學生及其家長發了一封信，希望他們抽空給資助者寫封信，匯報一下學習生活情況。然而一年多來，部分受助大學生的表現令人失望。
看到上述“恩斷義絕”的種種理由，我是有些驚訝的。更讓我吃驚的是，新浪網的相關民意調查顯示，有超過80%的網友認為貧困大學生應該為自己“受助不感恩”付出代價，而認為“既然主動資助別人，主觀上就不應圖回報”的比例只有8%.
然而，事實並沒有這麼簡單。首先要確定的是爭論的基礎是否成立。即憑什麼判斷這些受助的學生不感恩？感恩是一種心理狀態，顯然我們不能憑著一兩封物化了的感謝信，來評價這些學生是否心存感恩，否則這也太低估了人類的精神情感了。換句話說，人是用心靈去感恩的，而不是皮膚。以是否書寫了感謝信與匯報學習狀況，來推斷出學生不知感恩，實質上是對學生精神世界的斷章取義。
另一方面，如果捐贈必須附帶一年寫幾封感謝信的義務，那麼，這個慈善活動其實從一開始便已經走調了。在此，我們必須分清現代慈善文化與中國傳統的“報恩文化”的區別。中國人常講的“知恩圖報”，實際上包括“知恩”和“圖報”兩個部分。在我看來，所謂“報恩”，只是“報文化”的一種，後者還包括“報仇”、“一報還一報”等。然而，從程序上講，無論是報恩，還是報仇，它們都是封閉式的。諸如“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投我以桃，報之以李”、“飲水思源”等，無不見證“報文化”的背後是個封閉的情仇圈。
顯然，與封閉的報恩文化相比，慈善卻是開放的。這種區別至少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施恩者並不以“圖報”為目的，所以慈善不像“報文化”那樣具有交換性；其二，受恩者“圖報”並非被動地指向原來的施恩者，因而具有開放性。簡單說，如果受恩者在“報文化”中是被情義“所累”的“報人”，那麼在慈善文化中則是讓情義自由流動的“社會人”。
從這方面說，棄捐事件引發的分歧，本質上說是慈善與報文化的分歧。理解這種區別無疑是重要的。如果學生認定女企業主的捐贈是一種慈善行為，那麼就應該看到，他們並非只是代表自己和家人，而是以“社會人”的身份，接受女企業家的捐贈，他們所謂的圖報，應該是回報社會，讓情義像商業一樣不斷地創造財富，而不是急著償還捐贈者的恩德，使感恩文化停留于“禮物交換”的原始階段。
盡管慈善行為會使具體的個人受益，但是，慈善首先是一種社會救濟行為。所以，嚴格說，受贈者是作為社會人的學生，而不是某個具體的學生或貧困的家庭。在此意義上，讓學生承受捐贈者所有的恩情，並要求他現世現報（比如寫感謝信）是不公平的。也正是這個原因，在國外的慈善活動中，通常都不提倡這種一對一的恩情救濟，而是通過慈善組織來完成社會性的救助。
有人指責“受助大學生家長需要反省，受助大學生更應該深刻反思自己，反思自己對資助者、對社會造成的傷害”。基于以上理解，我卻更能體會這些貧困學生所受到的傷害。事實上，這種捆綁了“感謝信義務”的捐贈，從一開始更像是一次獲取受贈者感恩紅利的投資，一次交易，而非真正的慈善。中國有句古話，講的是“貧者不受嗟來之食”。顯然，要求貧者在吃完後寫“食後感言”的捐贈同樣缺少必要的善意。至于匯報學習狀況更是一種過分的要求，因為即便學生接受了捐贈，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精神世界淪陷，失去自治的能力，必須向捐助者坦露自己的隱私———如果他們認為這是隱私的話。
“人們不講道理、思想荒謬、自我中心/不管怎樣，總是要愛他們/……你所做的善事明天就被遺忘/不管怎樣，總是要做善事……”在特裏莎修女創辦的加爾各答“兒童之家希舒·巴滿”的墻上有這樣一首詩。透過這起半途而廢的捐助事件，我們不難發現中國慈善事業與慈善文化有著怎樣的捉襟見肘。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不可否認的是，中國人離“社會人”其實還很遠，離慈善文化還很遠。與此缺失相對應的，是“報文化”的繼續流行。然而，隱藏在“報恩封閉圈”內的報恩機制，恰恰是最脆弱的。這種封閉性決定了無論捐贈者，還是受贈者，都像是在為情義單打獨鬥，所以稍有點風吹草動，各方都難免覺得自己委屈———看落日飄搖，人生多有不如意。（熊培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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