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城市住房工作會議8月24日至25日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的一個重要議題研究落實8月1日發布的《國務院關于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幹意見》（以下簡稱“24號文件”）。一個明顯的信號
是，保障性住房問題成了政府關于房地產工作的核心。
按照24號文件，廉租住房是指政府在住房領域為實施社會保障職能對符合城市居民職工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且住房困難的家庭，提供租金補助或以低廉租金配租的普通住房。即24號文件所面對的只是城市低收入民眾的住房困難問題。
如果按照文件對城市低收入居民的界定，那麼城市低收入的居民佔城市居民收入的比重估計不會超過10%。
盡管從政府的文件說城市低收入居民的范圍有所擴大，但這種擴大只是相對以往城市低保居民的范圍而言的，而城市低保收入的居民佔整個城市居民的比重有些城市不足1%，比如在上海。
也就是說，在24號文件界定的城市低收入居民之外，還有更大比例的居民無法進入這個住房保障體係。
特別是那些中等收入城市居民更是無法進入這個住房保障體係。
如果房地產市場的價格過高，那麼即使是中等收入家庭，他們也是無法進入房地產市場的。比如說，就目前國內一線城市的房價而言，有多少城市中等收入居民有能力能夠進入房地產呢？既然住房是一個重大的民生問題，既然房地產市場發展的根本法則是改善居民的住房條件問題，那麼政府就得把房地產市場發展作為重大的公共問題來思考，而不是僅僅解決城市低收入居民的住房問題。
特別是，在土地公有制下，中國房地產市場發展問題不僅是如何來解決居民的居住條件問題，而且還有國有土地的資本化，其溢價如何來分配的大問題。
如果把房地產問題作為一個重大的公共政策問題，那麼這裏就得考慮，中國採取什麼樣的房地產發展模式、全體居民如何來改善居住條件及這種居住條件如何來安排、土地政策與法律如何確立與安排、房地產市場的法律制度如何來確立、國有土地在資本化過程中其溢價如何分配及分享等。只有把房地產置于一個重大的公共決策上，這些問題才能夠得到充分討論，並找到相應的解決辦法。
就此而言，中國的住房保障體係的核心應該是全民的，而不是一部分人的；中國的住房保障體係應該是整個房地產市場的，而不僅僅是廉租房及經濟適用房的。它是一個重大的公共決策問題，而不是少數精英分子頭腦中的文件。（易憲容）
"一戶一房"偉大構想實則是毒藥
最近，尹中立先生在《上海證券報》上老調重彈，認為“國家應強制規定一個家庭同時擁有多套住房的（不論是商品房還是福利房），應在未來三至五年內將多余房產全部出售。逾期未出售的，國家將額外徵收土地資源佔用費和所得稅，徵收標準應與購房者所購套數挂鉤，實行累進稅制。”
房價上漲都是購房者惹的禍？
面對高房價，從上到下都似乎陷入了一種焦慮。上者焦慮，是對民生的關注；下者焦慮，是對自身的憂愁。在這其中，有些人乃至專家，頻開藥亂開藥。而在這種種藥方中，筆者卻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即許多藥方都是針對購房者，而忽視了房產商，給人的感覺，似乎房價上漲都是購房者惹的禍。
專家、學者怎麼就比不上任志強
近年來，有些專家、學者做出的預測、判斷，往往不太準確，有些甚至還與現實情形完全相反。譬如房價問題，自宏觀調控以來，特別是“國八條”、“國六條”出臺以後，就有專家、學者進行分析、預測，聲稱這些措施的出臺能讓房價下跌，至少可以穩定。結果，房價不僅沒有下跌，反而一路飚升，一些地區甚至比原來漲得更快了，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被任志強們“不幸言中”。
住房保障政策如何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
新華網北京８月２６日電(記者孫玉波)近日發布的《國務院關于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幹意見》提出，以城市低收入家庭為對象，進一步建立健全城市廉租住房制度，改進和規范經濟適用住房制度，到“十一五”期末，力爭使低收入家庭住房條件得到明顯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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