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月２８日，重慶市第二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設立重慶農民工日”的議案。今後，每年１１月的第一個星期日，便是重慶市４００多萬農民工的節日（相關報道見今日七版）。

    重慶設立“農民工日”無疑是出于良好初衷，正如重慶市副市長童小平所說的，旨在營造尊重、關愛、幫助農民工的濃厚氛圍。但是，也應看到的是，將農民工確立為“某某日”的主體的時候，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強化農民工的身份色彩，說不定會給農民工融入城市帶來些許負面效應。

    其實，農民工就是工人。其前面加綴著“農民”，無非是表明他們的戶籍尚在農村而已，但這並不能消弭其“工人”的身份本質，因為他們在城市所從事的工作與城市籍的工人沒有實質性區別。從這個意義上說，將農民工從工人群體中區別開來並設立“農民工日”，哪怕是出于給予他們更多關愛的善意初衷，也難免在客觀上會削弱人們對其“工人”身份的認同。

    關于農民工的身份與地位，官方早有明確說法。２００３年９月，在中國工會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進城務工人員第一次被明確定位為“工人階級的新成員”。此後，中華全國總工會發出通知，要求盡量組織外來務工者加入工會。所以，當前亟待解決的應是模糊農民工與城市工人的身份差別，真正將農民工當做產業工人來對待。

    應當看到的是，設立“農民工日”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社會尊重農民工的意識，但是由于資本的逐利本能，部分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超時加班等侵犯農民工權益的現象依然可能繼續存在；在追求經濟指標增長動機的驅使下，一些地方政府與執法部門，依然可能片面維護企業與用人單位利益，漠視農民工的合法勞動權益；出于用工自利等原因，部分城市戶籍的人，依然可能對農民工抱有歧視心理。

    就政府而言，如果一方面通過設立“農民工日”等形式呼吁社會尊重農民工權益，但是自身在戶籍、社會保障與用工政策上依然奉行城市本位、戶籍本位主義，阻礙農民工在城市的社會地位與生存狀況獲得質的突破，則農民工的境遇依然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變。所以，政府不能僅僅停留在“呼吁”上，而應從政策制定等層面上作出實質性的努力。

    農民工同樣是國家公民，因而依法享有包括平等權、勞動權在內的憲法性權利，而農民工工作與生活狀況方面存在的不盡如人意的現象，實質在于他們應有的權利沒有真正得到尊重。

    顯然，要想從根本上改變農民工的命運，重要的不是設立“農民工日”這樣更多具有形式意義的東西，而是從法律的執行與宏觀決策等制度層面上，真正實現農民工法定權利的回歸。對農民工來說，平等賦權遠比設立“農民工日”更重要、更根本，也更待施行。（魏文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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