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目前深圳市養老保險參保人達422.5萬，其中農民工佔總參保人數的66％，已有100多名農民工在深圳享受按月領取養老金待遇。深圳下一步將實施農民工融入深圳社會計劃，強化政府服務職能，強化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強化居民接納性態度。（《南方都市報》10月7日）

    這當然是條好消息，也希望深圳市這個農民工融入深圳社會計劃中的其他措施，如完善農民工工資保障和增長機制，對發生過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用人單位和重點監控的建築施工企業實行工資保證金制度，用3年時間實現用人單位與勞動者普遍依法簽訂勞動合同，加強農民工技能培訓，等等，都能順利地落到實處。它將對全國其他地方起到示范作用。

    深圳從一個漁村起步時，是從“三來一補”的加工工業發家的。經歷了蛙跳式的演進，使高新技術產業快速成長為深圳產業結構中的主導產業。1991~1998年間，其高新技術產品產值年均增長率達到過54.2％。通訊設備、生物醫藥、精細化工等現在是深圳的支柱產業，擁有像華為、中興、朗科、邁瑞等一批知名企業。加上相對較為成熟的第三產業，使得整個深圳市的產業結構已經較為先進。這一切，為深圳的“融入計劃”奠定了基礎。

    為什麼西方國家能為國民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完備福利？除開福利制度方面的原因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它們的產業結構支撐得起那樣的社會福利，其附加值高。一個波音公司的員工，他一年創造的產值可達幾十萬美元，這才養得起包括他女兒牙齒保健在內的福利體制。可我們那些從事低附加值加工工業的工人，一年創造的產值也就幾萬元人民幣而已。這樣低的附加值，是不可能為社會支撐起一個充裕的福利供給的。所以說，深圳開始農民工融入計劃，一部分原因是來源于其產業結構的優化。

    常聽到有學者津津樂道于中國的低工資優勢，並以此反對提高工人的待遇，理由是擔心加工工業會被越南等低工資國家搶走，這實在是另一種形態的泥古不化。一個農業國家向工業國家發展時，以低附加值加工工業起步是自然的選擇。但完成了初步工業化後，不思產業升級，無異于慢性自殺。因為人民對更好生活的渴望是天經地義的，吃飽了飯，就會想吃肉，有肉吃了就會希望有保障。而低附加值加工工業至多也就能讓人有肉吃，它們支撐不起“有保障”的渴望。一個國家長期停留在加工工業階段，不但經濟會十分脆弱，經不起國際經濟的風雲激蕩，而且民間的不滿也會增長，罵娘聲將越來越多。還有一點，由于加工工業對工人技能沒多少要求，長期來說會強化工人的弱勢地位。貧富懸殊也多少與產業結構有點間接關係。

    所以說，深圳實施農民工融入計劃是一種進步。但同時也要看到這種進步中產業結構升級的貢獻，並由此多思考一些國家發展與國民發展的互動關係。（樂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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