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作者文集
因為向上級反映家庭暴力問題，河南省開封市第二職業中專校醫江帆被鑒定為“偏執性精神病”。由于這個鑒定，江帆過了將近10年“生不如死，處處
被人歧視，被人羞辱”的日子。雖然不久前法院已經做出判決，推翻對她的“鑒定”，但對江帆來說，這個判決來得實在是太晚了，誠如江帆自己所言，這“能換回我近10年的生命嗎？”（10月31日《中國青年報》）
江帆是被原開封市教委組織專家將其鑒定為精神病的。教委當初為什麼非要把一個正常人強行鑒定成為精神病呢？江帆所服務的二職專的一位領導一語道破天機：為了維護形象。如果江帆患有精神病的話，那麼她上訪時所做的一切行為均應當作無民事行為能力者的所為看待，這樣既不影響教委的年終考評，也不會影響開封市的形象。如果把江帆以其患有精神病的名義強行送進精神病院“治療”，則更可免除很多麻煩。
這個解釋不禁讓我感到毛骨悚然：為了給自己減少一點麻煩，撇清自己的責任，竟然不惜隨手毀掉別人的一生——有如此想法的人，心腸也未免太過歹毒。
問題的關鍵在于，開封市教委是否有權申請對江帆做精神病鑒定呢？法律的相關規定明明白白：沒有！《民事訴訟法》規定：“申請認定公民無民事行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由其近親屬或者其他利害關係人向該公民住所地基層人民法院提出。”顯然，開封市教委根本就不具備申請的主體資格；《精神疾病司法鑒定暫行規定》也明確規定了應當進行鑒定的八種情況：（一）刑事案件的被告人、被害人；（二）民事案件的當事人；（三）行政案件的原告人（自然人）；（四）違反治安管理應當受到拘留處罰的人員；（五）勞動改造的罪犯；（六）勞動教養人員；（七）收容審查人員；（八）與案件有關需要鑒定的其他人員。而江帆不屬于上述情形的任何一種。
盡管法律上的規定沒有任何含混之處，但開封市教委還是這麼做了。他們也沒有在意制度、程序的問題，而是自己找了幾個“專家”，用欺騙的手段和江帆開了一次座談會，然後就給江帆貼上了“精神病”的標簽。實際上，江帆如果不是運氣好，可能就真的被他們送進了精神病醫院，那樣的話，江帆也許就真的會變成精神病。
我們應該追問的是：開封市教委為什麼能夠輕易得逞？江帆在蒙受了不白之冤後，為自己討還公道的道路為什麼走得如此艱難？為什麼即便到了今天，她也只能獲得一個打了很大折扣的判決？綜觀這一事件的全部過程，我只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力量對比懸殊是導致發生這一切的根本原因。江帆作為一個弱女子，面對一個掌握著公權力的政府部門，根本就無法有效地維護自己的權利，即便這些權利是法律明確賦予她的，只能淪為對方的砧上之肉。
我們不妨想像一下，假如當地的婦聯是活躍而有威信的，假如婦聯在第一時間就能夠為江帆提供有力的支持，替她大聲疾呼，並向她提供法律方面的指導和幫助，那還會出現今天這樣局面嗎？也許會，但我深信出現的概率會少得多。因為婦聯作為一個以維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為主要目的的社會群眾團體，它的介入，將會顯著地改變江帆和教委之間的力量不平衡狀態。
徒法不足以自行，力量只能靠力量來制衡。江帆的遭遇告訴我們，法律是重要的，但力量的平衡更重要。要使自己的權利不被侵犯，要使自己不輕易被人鑒定為精神病，我們固然應該期待法律的進一步完善，但不妨把更大的期待留給法律的有力執行，留給公民社會的不斷發育和日趨成熟。
延伸閱讀：
誰把正常人變成了“精神病”？
要防止弱勢者產生偏見，認為利用法律、尋求權力幫助是一件最冒險的事情，可能會使事情變得更加糟糕。這樣的局面一旦產生、蔓延，就會使弱勢者減少對公共權力的認同感與信賴。坦率講，在當前中國，這種告誡顯得尤其緊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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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民有病，還是權力有病?
有群眾反映問題，有關領導不是妥善地幫助解決，而是懷疑其有精神病，精神病鑒定專家竟然也把一個正常人鑒定成了精神病，任何托詞恐怕也難以掩蓋其中權力的多重失范。
如今，某些擁有權力的人，之所以敢于濫用權力，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即便出了事，往往也難以影響自身利益。對此，筆者期待，能否建立起一套像打擊貪污受賄犯罪那樣的制度，一旦發生濫用權力的現象，責任人即便已離開原來的工作崗位也要被追究責任。只有擁有權力的人責任心得到強化，方有可能讓權力運用得越來越規范，給群眾帶來傷痛的事才會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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