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應試教育的百般弊端，屢每為國人所詬責，儼然成為了“中國教育體制極端落後”的代名詞。
9月30日，中國新聞網登載朱大可教授所撰寫《應試教育引發深度危機，成中國文化的最大腫瘤》一文，再次向應試教育猛烈開炮。
從聲稱人成為具有“應試人格”的“人才產品”，到斷言中
國工業產品陷入廉價怪圈的“中國制造”面臨的環球危機，又到預言“知識體係圍毆下，科學、民主和創新等人本主義價值，遭到了難以修復的重創”，即“應試教育引發的不僅是教育危機，而且是國民和國族的政治危機”，再到最後開出“藥方”：“從行政官僚制度本身入手，修正‘以考試應萬變’的教育方針”。朱教授的這些言論不可不謂振聾發聵、直剖心腹。
然而，在筆者看來，朱教授所說雖是肺腑之言，也一定意義上切中了時弊，但是，未必就是全然正確，更未必是可取之策。
別的暫且不說，單就朱教授的思想方法而言，未免有失于偏頗。為達到批判應試教育的目的，自是少不了對它的否定，可朱教授行文所展現的“栽贓嫁禍式否定”就令人不敢恭維了。把種種罪名都拼命地往應試教育的腦門子上扣，固然可以通過文本之內的硬性邏輯推演來達到，卻失真于客觀事實，倘若依據這種思想方法的話，豈不是要應試教育成為一切不幸的根源，包括某人傷風感冒了也要罵一句“可惡的應試教育！”，而非“可惡的感冒病毒！”呢？
科學的否定精神絕非“一棍子打死”，而是辯證地容納了否定與肯定的雙重因素，它從不回避事物本身缺陷與可取之處並存的客觀現實。我們要看到它的缺陷，以便將其超越，也要看到它的可取之處，以便為一切可能的超越提供必要的依據與起點。對待應試教育也須如此，倘若僅是看到了它的缺陷，即使這對這缺陷揭露得再怎麼深刻，而不能同時看到其可取之處的話，這種否定充其量只是鋒芒畢露的“偽否定”，因為，絲毫未曾容納前者可取之處的它不會具備建設性，失去了依據與起點而妄圖一步登天的它也不會具備可行性。
有了前面對朱教授明顯偏頗思想方法的剖析，再看看他開出的“藥方”，我們只能啞然苦笑了。前面明明打著“應試教育是萬惡之源”的旗幟，不知不覺又改旗易幟為“官僚制度論”。前後矛盾或邏輯不一之嫌我們姑且不提了，單就這個“藥方”本身而言，恐怕也是“藥效甚微”，因為，改革應試教育是一項關係國計民生的重大實踐活動，不會憑著誰人一番“紙上得來”的高妙言論就能夠“嘴”到功成。
總之，應試教育應作兩面觀，這是對其改革必須遵循的基本前提之一。倘若只是毫不負責地將其全盤否定，多半只是極端理論的一廂情願，也未必見得會比“百般不是”的應試教育體制高明。（司振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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