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子儀在電影《夜宴》中的“裸替”邵小珊 資料圖片
在電影《夜宴》中，邵小珊為章子怡充當了裸體替身，之後便一舉成名。緊跟著，“裸替”這個詞就成了中國各種傳媒中的熱點詞匯。隨著電影《色·戒》聲勢浩大地在國內登陸，女一號湯唯的裸體鏡頭成了人們矚目的焦點。有報道說，深圳一位男青年聲稱自己是湯唯裸戲的替身，並在網上造勢，一度使“湯
唯裸替”轉化成為了個新聞事件。其後，話劇《我的第一次》徵集裸替演員，當地女大學生蜂擁而至，使“裸替”變成了中國的一個時尚符號。
裸替，顧名思義是要求演員用裸體拍攝，而演員出于種種考慮不願配合，只能找替身代勞。據悉，在電影《夜宴》中，章子怡裸浴的背部鏡頭和葛優替章子怡按摩的鏡頭都是邵小珊擔任。也就是說，章子怡大紅大紫的背後，不但有許多默默無聞的奉獻者，還有代替她遮羞的人。只是邵小珊不滿足于有限的片酬，願意將自己的“美”張揚于世，才導致了戛納電影節上的“驚艷”和個人身價的飆升。盡管邵小珊的美國男友不能接受她這樣的“賣身”悻悻離去，而她的勇敢卻激勵了許多中國人。“湯唯裸替”事件是一例，女大學生競逐裸替角色也是有力的證明。
在人類的潛意識裏，裸體有一定的尊嚴表徵，即使原始部族也有裸露的尺度。雖然經常聽到女演員“為藝術獻身”的軼事，但倘若讓她們光著身子進入大眾的視野，還是需要一定的勇氣。連以醜為美的芙蓉姐姐看到自己的露點照片被人在網上公布後，都有一種被“另類強姦”的感覺，何況那些一心希望成為顯貴的女明星？不過，“湯唯裸替”事件以及女大學生競聘“裸替”，並沒有讓人感到“尊嚴”的意義，與之相反，人們突然意識到，人一旦放棄了應有的尊嚴，換來的有可能是名利和地位。
難道不是嗎？“湯唯裸替”事件中的男主角鄒開雲一言以蔽之：就是為了出名。人們當然不能責怪鄒開雲的急功近利，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直率代表了一個時代風氣。也正是在這樣的心態驅使下，一個用于遮羞的角色，赫然成了一些人趨之若鶩的對象。有意思的是，如今幾乎沒有人質疑這種行為的道德屬性，因為這不同于《金瓶梅》裏的潘金蓮，心甘情願給西門慶當夜壺的那份淫賤；也不同于《水滸傳》中的陸虞侯，為主子當牛做馬臉上也洋溢著無限幸福那份奴性。演藝界的“裸替”僅僅是把現有的“資本”轉化成資產，所順應的恰恰是人們習以為常的社會潮流。
如果就事論事說，“裸替”尚有些對藝術執著的成分。但是，假如將之視作一種社會現象，則實在不算什麼創意。事實上，只要翻開中國的歷史，這種甘願為人遮羞的人物就不勝枚舉，而且有些“裸替”角色一當就是幾百年乃至上千年。比如，楊玉環是唐玄宗的“裸替”；秦檜是趙構的“裸替”；李鴻章是慈禧太後的“裸替”。這種“裸替”說白了就是政治犧牲品，自古留下好名聲的不多。但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這樣的“裸替”卻被中國人當作了種榮耀。有報載，在雲南省原省長李嘉廷案發的時候，其情婦徐福英找到商人李鎮桂做思想工作，讓他在調查組面前替李嘉廷背黑鍋，頂缸當自己的“情夫”。李某受寵若驚，雖然他知道這無異于在自己頭上扣屎盆子，但他更明白，自己該效忠的時候效忠，暫時放棄做人的尊嚴，換取的是別人長久為自己效忠的資格。到那時候翻雲覆雨，誰也擋不住他潑天的富貴。
當然，“裸替”還有一種比較大的效用，就是用一個假象可以遮住更多的假象。如同章子怡的“驚艷”來源于邵小珊的身體，邵小珊的身體同時借了章子怡的臉，其中是真是假如果沒有人揭穿將永遠是個謎團。對照于現實生活，這樣的實例也可以信手拈來。據中新網11月8日報道，令社會輿論高度關注的河北聶樹斌“強姦殺人案”，被最高法院列為了“重案之重”。1995年聶樹斌案經過當地公檢法審理判定，在冤聲中人頭落地。而10年後，“真兇”王書金落網，他聞此大為驚訝，在上訴時拼命為聶樹斌洗冤。在這個案件中，如果說聶樹斌是“真兇”王書金的“裸替”，倒不如說是社會法度混亂的“裸替”。
對于這樣的問題，中國人歷來缺乏理性的邏輯。不管哪朝哪代，人們能夠知道的都是“皇天聖明”，總是“太平盛世”。只有等到新皇帝登基，加上他有心革舊立新，才可能在一定范圍內非議前朝。而非議的結果往往是拉出幾個“裸替”的遮羞。明代小令《抱玉肚·官悟》對此詮釋的透徹：一邊是富貴榮華，一邊是地網天羅。忠臣義士待如何？自古君王不認錯！盡管當今已經沒有了九五至尊，但粉飾遮醜的現象仍然沒有根絕。
有人充當“裸替”，無疑是有人需要粉飾和遮醜。按經濟學的解釋就是供需關係。這不僅表現在電影等藝術形式方面，任何時段和空間都存在這樣的現象。人們不計方式不計成本充當粉飾和遮醜的角色，終極目的不過是為了換取高于他人的資本。誠如某些女大學生“裸替”，是把自己的青春和肉體當作了成名的資本。那麼，誰又敢說秦檜等人為朝廷“裸替”不是把個人的名節當成了作威作福的資本呢？（王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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