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消防局日前頒布實施《公安消防部隊四個嚴禁》，首次在反腐倡廉中提到性賄賂。(11月15日《北京晨報》)
這個契合民意的“首次”既出，網上網下幾乎是眾口一詞地支持。單就這個禁令本身來說，確實是該支持，但有鑒于“無法可依”的現實，很多論者話鋒一轉異口
同聲地指向了此前議論紛紛的“性賄賂”入罪問題，為“性賄賂立法”的聲音借著這個關口又一次高漲。
用法律來規制性賄賂，是一個現實的難題，其中的糾結點在于：一則，性賄賂難以取證。輕口供重證據是一條法律常識，如果沒有證據，即使我們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實，又如何去定罪；二則，性賄賂無法適用“罪刑相當”原則。性賄賂1次與100次，因情節、性質、社會影響不同對其量刑應有所區別，總不能等量齊觀吧；三則，性賄賂與性道德、隱私權有千絲萬縷的聯係，法律幹預應該恰當作為，一不小心就不免踏破界限。但這個界限到底在哪裏？似乎誰也說不清楚。有鑒于此，國家對性賄賂入罪是謹慎和節制的，這也是為什麼“性賄賂罪”遲遲難以立法的根本原因。
可以說，政府在“性賄賂罪”上目前所持的立場，是值得嘉許的——在立法尚且不成熟的情況下，不妨謹言慎行；倘使制度冒進，只因性賄賂高發就倉促立法，很可能造成無法收拾的局面。
當然，性賄賂暫時不能入罪，並不代表我們就無動于衷。我們仍然有黨紀、有行政罰則、有社會輿論，這些都是可以援用的工具。如果說這些都沒用，那即便是為性賄賂立了法，我們憑什麼就能斷定一定有用呢？
輿論對“性賄賂罪”的熱望和期許，頗有些法律依賴症的味道。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出了一條治理性賄賂的金光大道，卻全然不見這條道路上依然荒草叢生、機關重重。所謂知易行難，下一個判斷是容易的，但總要考慮這個判斷的現實土壤，否則，就是說了句正確的廢話，到頭來什麼問題都不解決。
因此而言，公眾對公安部首次提出禁止性賄賂的禁令，支持固無可厚非，而在此基礎上的聯想生發則應避免過度闡釋。我以為，在目前情況下，輿論應該從對性賄賂的情緒性亢奮，回歸理性的法律立場。我們要推動性賄賂入罪，但顯然不能拔苗助長。(張若漁 原題：性賄賂立法應防止冒進)
相關報道：
做貪官情婦的好日子可能不多了
貪官的情婦不好當
穩賺不賠成過去，貪官情婦不好當
“副市長打情婦”被網上舉報折射什麼
反腐不應該連坐“女人”
九成貪官包養情婦，他們的色膽從何而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