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劇照 來源：新華網
《色，戒》被刪減，後果很嚴重。近日，一名法學博士生提起訴訟，稱刪節版《色，戒》侵犯了自己的公平交易權和知情權，為此索要精神賠償。據聞，法院對此給出了一個很有“技術含量”也很有趣的應對：要求起訴者先提供完整版的《色，戒》為證，然後再立案。
與《色，戒》電影一起，這場不成功的訴訟也成
了這幾天的熱門新聞，這位天真認真加較真的博士生得到了許多聲援——但是，聲援者越多，卻越是增加了這一事件的戲謔色彩，或讓這位博士生顯得更加“堂吉訶德”了。是啊，雖然訴訟算個很嚴肅的形式，博士和法官也均是嚴謹的身份，但如此一幕卻令人無法感覺到嚴肅，乃至不免想起電影《手機》裏那個著名的“嚴肅點！打劫呢”情節。
博士生提起如此訴訟，到底是無聊的惡搞，或是想出口惡氣，還是真要催生電影分級制，抑或只是為了“傳說”中的那幾分鐘激情鏡頭？法院做出如此應對，是覺得這樣的訴訟太荒誕，還是無奈之余的急中生智，抑或是同樣對完整版《色，戒》感興趣？換言之，在如此一幕中，到底誰嚴肅誰不嚴肅，誰幽默誰不幽默，或是誰惡搞了誰，還真是沒法搞清。然而，這並不代表對此就可以“一笑而過”——這個案例，其實是目前圍繞《色，戒》正在發生的那些幽默與反幽默、惡搞與反惡搞、娛樂與反娛樂、解讀與反解讀故事的一個小小典型。
雖然《色，戒》上映還沒多久，圍繞這部影片卻已經形成了一個巨大而混亂的“氣場”：有人輕松視之，有人卻“嚴肅關注”；有人很娛樂化地玩賞，有人則作出非常“反娛樂化”的解讀；有人將《色，戒》當成了“惡搞試驗田”，有人則將其當做一個比較中西娛樂文化的標本。撲朔迷離，論議不休，范圍不斷擴大，熱度不斷升溫。在這種背景下，僅新浪博客中的相關評議文章便已達到150萬篇以上，紙媒上的各種論述也是隨處可見，甚至專門針對這部電影的論著（《色·戒的世界》，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也已急匆匆地出版上架。與這些比起來，出現那麼一場訴訟雖稍嫌極端或另類，卻似乎又是非常順理成章的事情。
為何這麼多人對該電影如此感興趣？人們究竟在討論些什麼呢？不過一部電影而已，至于如此嗎？——從當前情形看，《色，戒》電影本身固然值得討論，但“人人討論《色，戒》”這種現象卻似乎更值得討論了；討論這種現象，應該比討論電影本身更易抵達某些世相的深處。
如火山噴發、山洪宣泄都自有其必然的內在原因一樣，之所以能夠圍繞一部電影便發生如此熱鬧的局面，並不偶然——這是中國娛樂文化生態中多年來所蘊蓄的衝突和矛盾的一次總釋放。可以這樣說：《色，戒》這部電影是一個雖不多見、卻又遲早會出現的娛樂文化標本；圍繞《色，戒》之議，不只是一部電影之議，更是一次娛樂之議、藝術之議、文化之議。借此，可對當下的娛樂文化生態進行剖析，對娛樂文化江湖中的各種角色和面孔進行一次全方位的觀察。
這種局面，與當前影視藝術和娛樂文化正在日益彰顯出來的危機狀態有關。眾所周知，當前中國的影視市場上相當多的作品，可謂要文化沒文化，要智慧沒智慧，要票房沒票房，要美譽沒美譽。而且這類作品是如此之多，使人們簡直有防不勝防、躲無可躲之感。久此濡染和刺激之下，當前某些人的“娛商”正在迅速退化。
“娛商”退化有兩極的表現：其一是惟以“愚樂”為趣。比如，對《色，戒》，據聞有些人關注的只是那些“激情鏡頭”，甚至將其當做了“性教材”；更匪夷所思的是，有人為此“很受傷”後，竟然因為電影上沒打“請勿模倣”的字幕，聲稱要起訴李安……“愚樂”至此，真是令人一時無言。其二則恰恰相反：某些人非但不“愚樂”，相反還對所有的娛樂都充滿警惕，時時以焦慮乃至憤慨的心態對之，以“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智者姿態分析之，長此以往卻往往失去了“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娛樂能力。比如對《色，戒》，有人既不看其故事之趣，也罔顧其藝術之美，卻非要從中挖掘一些或許李安也不曾想到的“微言大義”。
還有一些人，面對低質的影視作品則幹脆“以低俗對付低俗、以無聊應對無聊”，凡遇此類作品便施以無情調侃盡情惡搞。由此，甚至出現了專擅“惡搞”的一大批網民，制造出一批像胡戈那樣的“惡搞明星”。當然，“愚樂”與“惡搞”之間的界限往往不甚清晰。
必須看到，在有關《色，戒》的討論中，以上或起哄、或“強作解語”的聲音不在少數。但在這些之外，也有一些討論是很嚴肅的。很多人之所以持續不斷地討論《色，戒》，其實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在借此機會表達自己的文化理解，並且對時下的娛樂文化進行追問、重估、顛覆和啟蒙。這種討論，寄寓著人們對于娛樂文化現狀和未來的思考和期盼，以及改良乃至重建一種嶄新秩序的努力。
改良或重建娛樂文化秩序，有許多積蓄已久的矛盾亟待解決，許多衝突亟待緩和，許多對立面亟待獲得平衡。在此意義上，李安是具有國際聲譽的大導演，《色，戒》講述的是典型中國故事，梁朝偉等演員又均是典型的黑頭發黃皮膚，而且電影本身又直接涉及到不同國家地區對影視作品管制標準的衝突……如此，自然使這部電影具有了某種參照物乃至標桿的意義。在此角度上，作為討論對象的《色，戒》，其本身究竟是“豪華垃圾片”還是藝術精華，或許已經不怎麼重要了——重要的是，通過討論《色，戒》，個人能否增加一些“娛商”，形成更成熟的藝術觀；于社會的意義上，則是在娛樂文化、影視標準等方面能形成多大程度的共識。
由此，《色，戒》之議，或可視為中國娛樂文化危機中的生機。但也因此，在這裏可能存在著一個“機遇還是陷阱”的問題：通過這次討論，將使中國的影視藝術乃至整體文化進一步接軌西方嗎？倘若如此，這對將來的娛樂產品創造和文化藝術發展又將意味著什麼？究竟會使其變得更加從容、大度、真正具有國際性影響力，還是將進一步陷身媚俗主義和消費美學的陷阱？這些，或都有待詳察，值得警惕。(郭之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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