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華
山東滕州男子葛某在散步時目睹了一場車禍，但他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既沒救助傷者，也沒有向公安部門報警，眼睜睜地看著肇事車輛逃之夭夭。然而，令他萬沒想到的是，被撞的人竟是自己的親生父親。（《齊
魯晚報》11月28日報道）
社會中，類似葛某這樣遇事明哲保身不管不問的例子並不鮮見，此次葛某因巧遇了自己的父親，從而增大了這一事件的“新聞價值”。在通常情況下，人們在評論這樣的事情時，總是會習慣性對麻木不仁者口誅筆伐一番，對社會人情冷漠大為感嘆一番，但我們卻常常忽略了到底是誰讓麻木不仁者愈來愈多，社會人情日益冷漠的根源在哪兒。
難以探詢從何時開始，像《離開雷鋒的日子》中喬安山那樣的“不管不顧”地學雷鋒之人就越來越少了，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正是類似喬安山的教訓，讓更多的人在遇到類似事件時，首要考慮的不再是舉手之勞，救人于危難，而是類似于喬安山之類的教訓。人們不可預料，被救之人，是否會因為找不到承擔責任的“罪魁禍首”，而反把自己的救命恩人當成“替罪羊”，上演一出現實生活中的“農夫與蛇”的故事。
可以確定的是，絕大多數的人都不會為自己的道德行為期待回報的，但是不求回報的行為一旦變成了“反咬一口”的回報時，有德之人受損失的就不僅僅是物質上，更重要的是一顆善良的心所遭受的重創，以及由此造成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長期心理陰影。于是，在遇到類似事件時，很多人不能不首要考慮個人的“道德成本”問題。當這個成本一時難以計算清楚或是不可預算時，更多的人只能是徹底放棄自己的“道德行為”，選擇明哲保身式的默默離開。
正是道德的代價常常遠遠超出了不道德的成本，我們整個社會的麻木不仁之人才會越來越多，我們整個社會的人情也愈來愈冷漠。而導致這個成本比例顛倒的正是一些看來值得我們同情、救助之人。今天，葛某對老父親的見死不救，好像是葛某的“忤逆不孝”，似乎是他自己的個人悲劇，事實上，細思一下，這樣的悲劇有可能發生在我們每個人的身上，只是時間、程度的問題而已。在我們整個社會對道德之人的保護措施未能建立健全，而對“恩將仇報”者的懲罰措施也僅能停留在道德譴責的狀態時，葛某的個人悲劇注定將是普遍的社會悲劇。
造成人情冷漠的，並非那些麻木不仁者，因為麻木不仁者非天生的麻木不仁者，許多人之所以成為麻木不仁者，是因為忘恩負義者的直接傷害與間接警示。要改變這種愈演愈烈的態勢，無論是對麻木不仁者還是忘恩負義者，簡單地批評與譴責，都是收效甚微的，我們需要的是制度，是一套健全科學的社會監督保障機制，比如對見義勇為者的獎勵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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