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省委書記汪洋甫來南粵，即開宗明義，強調要以思想大解放，推動大發展，掀起又一輪解放思想的大討論。今日憂心國事者，早不在器物之憂，而深為思想禁錮、精神虛弱、無力自新所困。主政一方的高層要員，能以解放思想切題，而求刷新沉悶的社會氣氛，實在深中肯綮。連日來各界反響之盛，亦已表明，于解放思想一論，
可謂已是太久的等待。
何至于一提解放思想，便有社會的思緒涌動，論說如潮？可以說，一直以來，國人幾乎是以解放思想的反面體驗，而深刻領悟到這四字于國于民的極端重要。這既是對改革開放30年所得進步的社會歸因，也是對百余年國族禦侮圖存的血淚總結，還有對今日改革遲滯不前的深層認定。一句以思想大解放，推動大發展，各界輿論熱烈反應，真切期待，改革再起步的共識倣若重又找回。
中共元老任仲夷說，解放思想並不是很容易的，是要冒風險的。這既道出了解放思想的前因，也道出了禁錮思想的後果。省委書記汪洋提出再次解放思想，也不忘重溫廣東當年引領風氣之先、“殺出一條血路”的改革氣魄，並現場發問，“那時的勇氣，我們現在還有沒有？”正因為束縛改革的思想仍在，思想解放的風險才依舊，而解放思想的勇氣才總是這般稀缺可貴。
但是，當我們再度重溫先人的勇氣，意欲汲取精神能量時，思想解放的風險卻也已經悄然移易。如果說，30年前的老人們提著人頭的改革風險，源于黨內意識形態僵化的巨大殺傷力，那麼，30年後的今天，意識形態僵化的症結已經稍稍舒展，利益調整已經取代意識形態的話語修正，成為繼續改革的一條主線。因此，今天再談解放思想的風險，已經不是意識形態教條之下的政治正確，而是日漸固化的利益格局下的利益平衡。
從與時俱進到科學發展觀，從三個代表到和諧社會，對社會現實的及時回應，成為中共執政能力提升的顯著標志。這表明，一度令改革老人有殺頭之虞的意識形態僵化已經大大緩和，思想層面的風險已經大大化解，所剩只是更加驚心的利益調整，這其中自然也包括執政集團的利益調整。這後者的風險，可能不再是來自政治正確的思想風險，而是來自既得利益假借思想之名，使解放思想難以措手的風險。
一方面，既得利益的固守者，不會歡迎哪怕是公正的利益調整所帶來的損失，千方百計使得迫切的改革一再推遲，從而極大增加了社會失序的風險；另一方面，正當利益受損者，在持續的要求不能得到制度體現時，會增加社會內部的摩擦力，使社會進步淪為虛耗。這些風險的客觀存在，使得今天的執政官員倡導解放思想，不僅要有對歷史方向的高度自信，還要有自外于既得利益的道德自律，更要有不避繁難的現實韌性，以穿透特殊利益戀舊守成的思想拉力。
就此而論，對于再次解放思想的風險評估，恐怕不在于政治正確的思想壓力，而在于利益博弈的現實壓力。這就使得今日再談解放思想，決非鼓漲虛榮的道德勇氣，而是要直面真實的利益訴求。每一種利益，只要有可能，都會尋求一種思想表達。解放思想，意味著要讓每一種利益都能公開表達，公正博弈，公平選擇。就此而言，解放思想，恐怕將難以止步于只解放我們願意接受的思想，反過來說，解放思想的最大風險，恰恰就在于我們只能選擇性地解放我們願意解放的思想。
因此，認清今日解放思想的風險，積蓄起今天再論改革的勇氣，才可能產生理念的真砥礪，思想的真碰撞，社會的真進步。所釋放的，也就不僅僅是官員體係內部的進取心，更是整個社會的凝聚力和創造力。這樣的思想解放，廣東當為人先。（社論 原題：解放思想的勇氣源于對風險的正確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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