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漲學費並不能“劫富濟貧”

經濟學家茅于軾5日在廣州演講稱，他讚成提高高校學費，也讚成電費提價。他認為，中國高校裏，窮人孩子的比例只佔到10%~20%，通過提高的學費來增加更多的獎學金和助學貸款，才是解決窮人上學問題的最好辦法。如果高校學費降低，是讓富人搭了這個便車。

提高高校學費的觀點在經濟學家口中已不是第一次聽到了
，北大張維迎教授也曾表達過同樣的主張，認為中國目前窮人上不起大學的原因就是收費太低，因而可以提高收費，並將其中的80%作為獎學金，這樣窮人就上得起大學了。

從經濟學原理上來說，經濟學家們基于理性經濟人的假設，那就是提高的學費能投入到獎學金和助學金中，並能為窮人所享用，這樣的一個邏輯假設確實能夠對窮人有所幫助。讓大學學費發揮類似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倒也不失為一個經濟學的大膽設想。

不過，這樣的邏輯預設在現實執行中恐怕難以兌現。其一，沒有具體的制度能保證提高的學費一定會被作為獎學金和助學貸款。時下高校欠貸嚴重，有報道說我國的高校貸款總額超過2000億元，前不久還傳出了高校賣地還債的消息，因而萬一高校學費漲價了，高校自不會放過這塊“肥肉”；其二，學費本質上不同于稅收，沒理由讓富人多交學費來辦高等教育。而且獎學金是對品學兼優者的獎勵，富人家的孩子也有享受的權利，不應該被排除在獎學金之外。事實上，獎學金只獎窮不獎富，與茅老以前所說的“富人的權利必須受到尊重”這一觀點也自相矛盾。

倘若以上所說的還只是囿于經濟學的視野，那麼站在民生的角度，高校漲學費的結果，只能是讓越來越多的窮人上不起大學。按照國際上通行的做法，高校學費標準大約佔人均GDP的20%左右，然而我們的高校學費已經接近于人均GDP的60%~70%；中國社會科學院《教育藍皮書》的調查也表明，近20年裏，大學學費漲了約25倍，10倍于同期居民收入的增長。很明顯，我們的高校學費已經很高了，如果再上漲，窮人連進高校的機會都沒有了，還何談享用富人所“捐贈”出來的獎學金。這麼簡單的道理普通人都明白，經濟學家不會搞不清楚。

我們的高校學費為何偏高？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育部日前公布的2006年教育經費統計情況，或許能說明一些問題。統計表明，有1/3的省份沒有達到《教育法》規定的教育投入的增長要求。雖然中央財政教育支出增幅加大，但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僅佔GDP的3.01%，沒達到4%的要求。政府投入不到位，靠提高學費來解決窮人上學難題，這種方法不僅在情理上難行得通，事實上也解決不了窮人的現實問題。

教育公平是最大的社會公平。溫家寶總理曾經從窮人的經濟學，講到過窮人的教育學。“讓所有貧困家庭的子女都能上學，真正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權利”，靠的是一個非常穩定的教育投入保障機制，即教育理念向窮人傾斜，而不是漲學費。寄望于高校學費的“劫富濟貧”，理論上既防止不了富人搭便車，同時又是對窮人權利的損害，並不是個好主意。(李龍)

先保證窮人上得起學再談提高學費

“通過提高的學費，以增加更多的獎學金和助學貸款”，從理論上說不失一個解決窮人上學的好辦法，但從實際情形來看，並不現實，其一，學費提高的那部分真的能增加到獎學金和助學貸款裏面嗎？其二，在“獎學金”、“助學貸款”等助學項目尚不能正常發揮作用的情況下，提高學費真的能擔當起讓窮人子女讀得起書的重任？

在目前的中國高校裏，窮人孩子的比例只佔到10%—20%，這個現實告訴我們，現在的教育已日益呈現出朝著強化經濟不平等、強化社會分化的方向發展的跡象。因此，當前如何確保窮人孩子在高校裏的比例不繼續減少，或如何確保並擴大這個比例，筆者認為這比防止富人搭便車更重要。也只有先確保窮人上得起學，才有資格再來談提高學費。

茅于軾真的關心窮人上不起學嗎？

茅于軾的邏輯之站不住腳，從他自己的講話和文章中就可以找到根據。茅于軾說，“目前的中國高校裏，窮人孩子的比例只佔到10%─20%”，那麼，在全社會范圍內，窮人的比例是多高呢？不久前，茅于軾在一篇題為《中國建設和諧社會的主要對立面是什麼》的文章中說，“目前中國的富人在總人口只佔5%”——只佔5%的富人的孩子，在高校學生中卻佔了80%，這難道還不說明問題嗎？如果茅于軾真的關注窮孩子的上學問題，他首先就應該對這種現象提出質疑，但很奇怪，他對此卻未置一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