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建設部等五部門下發關于改善農民工居住條件的指導意見，明確用工單位是改善農民工居住條件的責任主體，要為招用的農民工提供符合基本衛生和安全條件的居住場所；要求各地要將長期在城市就業與生活的農民工居住問題，納入城市住房建設規劃。
事實上，解決農民工住房問題，與其說是正當其時，不如
說已是刻不容緩。據統計，目前我國的農民工數量為一點二億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鄉鎮企業就業的農村勞動力，農民工總數大約為兩億人，而且這個數字每年都在遞增。
在如此大規模的流動人口背景下，或許我們該慶幸，中國沒有出現發展中國家城市化進程中存在的大規模的貧民窟現象，一個根本原因，就是私搭亂建被嚴厲禁止，大量工棚式的集體宿舍取代了個人的亂搭蓋。但同時，其代價不容忽視，很多工棚居住條件差，配套不完善，甚至屢屢出現工棚倒塌、人員傷亡等安全問題。更嚴峻的問題是，大量農民工集體宿舍的“苦行僧”式居住狀態，“2億城漂族，50歲以前沒有家庭生活，50歲以後沒有社會保障（秦暉語）”，導致了很多潛在的家庭問題和社會問題。
基于此，我們認為，改善農民工住房，應該從家庭的角度去安排。不應該把農民工當成廉價勞動的一時之“用工”，而應該從完整的“人”的角度，審視和尊重他們的正當、正常需求。
指導意見多次提到“集體宿舍”，如：招用農民工較多的企業，在符合規劃的前提下，可在依法取得的企業用地范圍內建設農民工集體宿舍。我們認為，在考慮農民工住房問題時，應該以家庭式宿舍為主，以集體宿舍為輔。只有那些整體流動性大的建築行業，以及未婚青年佔多數的企業，才宜優先考慮集體宿舍，但同時也要尊重個人租住家庭房的選擇。
如果以“家庭”為思路，就必須強調政府的責任。指導意見明確，用工單位是改善農民工居住條件的責任主體，可以採取無償提供、廉價租賃、給予住房租金補助等方式向農民工提供居住場所。我們認為，從根源上講，最應該強調的是，地方政府是改善農民工居住條件的第一責任人，政府應該考慮將農民工納入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范圍。這些年，隨著住房市場化改革，單位已經很少直接為員工提供住房，而是以資金補助為主要形式，對于農民工來說，他們理應與當地低收入群體一樣，享受政府提供的廉價的、衛生的保障性住房。
在城市規劃、房源提供等方面，地方政府顯然比用人單位有更多的便利條件。比如很多“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建築單位，憑自身力量只能提供短期的工棚，而不可能提供集中的、長期性的房源，此類房源從根本上只能靠政府來解決。即便在開發區和工業園區，各用人單位各自為陣建設住宅，也比不過政府統一規劃和建設，更能節約用地、提高居住品質。因此，強調政府的第一責任人身份，是抓住了問題的要害。
此外，對于很多自由職業性質的農民工，其主要住房保障責任，也只能由地方政府來承擔。當前，有些地方政府通過稅費減免等措施，鼓勵社會單位和個人將閒置房屋改建為適合農民工租住的公寓；有些地方規定農民工家庭在城鎮首次購買普通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減免或免交相關契稅，等等。這些行為，都是政府應盡之責。
希望越來越多的農民工，擁有和普通城市人沒有區別的家庭生活，有正常夫妻的魚水情，有兒女的朗朗笑聲與讀書聲。(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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