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媛 繪 資料圖片
經濟學家茅于軾先生日前在廣州作題為《國富國窮———制度和中國的經濟改革》的演講時說：“大學學費要提高，很多人反對，我是讚成的。”茅先生認為目前中國高校中窮人孩子的比例僅佔10%~20%，降低高校學費只能讓不窮的人和有能力支付高學費的人“搭便車”，無法讓窮人受惠。他建議應提高學費來增加更多的獎學金與助學貸款，讓更多的窮人上得起學。（1月6日《南方都市報》）
在此暫且不提茅先生對公共品、搭便車等公共經濟學理論名詞的認識有無可商榷之處，我們不妨分析一下為什麼茅先生所想象的運作機制無法在現實條件的約束下達到期望的效果。
首先，提高學費並非是為窮人孩子募集足夠教育經費的唯一方法，只是在現實中，三方面因素共同營造了必須提高學費的幻象：第一，各級政府應投入的教育經費並未完全到位。教育部、國家統計局、財政部日前公布的2006年中國教育經費統計數據顯示，有1/3的省份未能達到《教育法》規定的教育經費增長要求。雖然2006年中央財政教育支出比上年增長53.88%，高于中央本級財政經常性收入18%的增長幅度，但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僅佔GDP的3.01%，並未達到4%的法定目標。第二，官本位、行政化的高校管理體制，從制度上很難消除大量行政後勤冗員、缺乏約束監督的冒進基礎設施建設、盲目擴大的招生規模、好大喜功的重研究輕教學等諸多弊端對學費的轉嫁和推高作用。第三，私立助學基金會的缺位、大學獎學金制度的狹窄受益面、銀行助學貸款的渠道不暢，放大了窮人孩子對學費上漲的焦慮與痛苦。
其次，在當前社會信用體係和個人財產申報制度缺失的現實條件下，事實上並無法有效而詳實地獲得個人及家庭的收入狀況、社會福利受助程度、納稅記錄等方面的檔案記錄並開展評估，因此在界定應受益的“窮人學生”時，某些掌握更多資源、影響力和經濟收入、話語權的群體更有可能擁有對標準的制訂權和解釋權，為己牟利。相比之下，真正需要關心和幫助的窮困學生可能很難獲取應得的轉移支付與救助；同時，中產階層既不屬于可以比較從容地支付高學費的富裕階層，又不屬于可以明顯而確定地享受減免學費待遇的貧困階層，更有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尷尬中受“夾心階層”式雙向壓力擠迫的危險。再次，即使真的有必要提高學費，又能有效地識別出最迫切需要得到救助的窮人孩子，那些寄望于“劫富濟貧”而獲得的資源是否真能轉化為足夠的獎學金與助學貸款，依然值得懷疑。如熊丙奇先生所說（《提高學費標準是個歪主意》，1月10日《東方早報》），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高校必須從事業收入中足額提取不低于5%的經費，用于學費減免、發放校內獎助學金等事項，但能做到如上規定的學校並不多。照熊先生的質疑，目前連5%尚且做不到，我們憑什麼指望高校一定會把通過提高學費多收上來的錢用作獎助學金？是啊，我們如何能相信，在缺乏有力監督的情形下，某些熱衷于中飽私囊、凸顯政績的人，會有動力和心思去拓展和深化“獎、貸、助、補、減”的多元化資助體係，為弱勢學生謀福利？
我絕不懷疑茅先生敢于提出與民眾直覺大相徑庭的政策建議時定然懷有對自己理論的滿滿自信與“為窮人辦事”的良苦用心，可惜的是，紙面上對制度的精妙設計與美好願望，卻最容易被冷冰冰的現實異化和扭曲：既得利益者總有慣性去力主提高學費，學費一旦上漲便呈現剛性，不易下調，強勢群體總能隱性地暗中截取資源，本應面向最有需要的學生群體的獎助學金卻又黏性難以增加……最有可能出現的結果，或許將是學費的增幅與教育的貶值速度一路賽跑下去。激進的、暴民式的仇富心態固然應當反對，但民眾從最樸素的生活常識與直覺出發而產生的批評與反彈也絕不應一概斥之為“道德審判”、“上綱上線”。強者的、話語的霸權，永遠比弱者從殘酷現實中獲得的生存智慧與本能所構成的“霸權”，更值得我們警惕。
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的特殊之處，正在于它牽涉到解釋和推論人與人之間錯綜復雜的關係。所以，經濟學應當保持自己對真實世界的敏銳體察和解釋力，避免做任何過于簡化、脫離實際的邏輯遊戲與純智力推演。更重要的是，對現實問題的分析與回答，非綜合經濟學的理論成果以及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等其他學科對現實的認識不可。否則，任何柔軟溫暖的設想在冷酷與堅硬的現實面前都將不堪一擊。（沈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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