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的一篇報道說：一年以來，有越來越多的農民工當選人大代表。這如同大幅降低官員代表比例、推動農村戶籍人口與城市戶籍人口同票同權一樣，都是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這樣一種暫時以性別、戶籍、職業為標準進行的各級人大代表組成人員比例的改革，
有其積極意義。不同社會群體的意志都應該被充分尊重，都有權利平等參與博弈，沒有任何一個群體能卓然獨立于其他群體之上，沒有任何一個群體應該被其他群體任意代表。目前，以性別、職業、社會地位為標準決定部分代表名額，可能是最切實體現這種理念標準的形式，最能為不同群體喜聞樂見。
但是，作為改革的一個分支，部分農民工當選人大代表還只是開端。農民工本人未必真正了解農民工群體，未必有了解並代表農民工群體參與博弈的意願，真正代表農民工群體意志並參與博弈的代表本人不一定要是農民工，這是無需論證的社會運行法則。這些年來，在各級人大、政協會議上為農民工呼吁權益的代表，多數就不是農民工。
人的思想，往往比天空海洋還要廣闊，如果說，不同人的觀念、思維方式，必定受性別、職業、社會地位局限，則改革本身立刻會陷入悖論：即這些當選的農民工代表，在擔任代表的年份中，必須保持農民工身份不變，不能變化職業、不能入籍為所在城市市民，否則，不就是不能代表農民工群體了嗎？
代表之為代表，終究是代表一個群體的意志，而並非單純代表某種身份。當新的理念深入人心，改革必然涉入深水區，相對于任何一個特殊群體，是否選擇同一性別、同一職業、同一社會地位者作為本群體代表參與博弈將不再重要，最重要的是，這個人是否最能夠代表本群體絕大多數人的意志，有願望、有能力為本群體爭取到合法權益。
所以我們只能說，部分農民工當選人大代表只是開端，其積極意義，還將依靠後續改革的延伸。如果開端就是結束，改革的目的僅僅是為了在各級人大代表組成人員中出現具有農民工身份的人，這種改革的積極意義就有限了。其結果，有幸當選的農民工代表就可能如同為人詬病的某些代表一樣，只是將其視為特殊榮譽，而完全忘了人大代表的職責所在。（許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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