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多家媒體以《中紀委要求嚴查官商勾結權色交易等案件》為題，報道了十七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公報的主要內容。公報以“加強思想建設與加強制度建設相結合”和“堅決懲治腐敗和有效預防腐敗相結合”為兩大方針。而被媒體刻意凸顯的“嚴查權色交易”，既有近年來腐敗官員情色新聞頻曝的背景，又有
媒體基于自身判斷的“議程設置”。從公報全文看，中紀委反腐策略更多還是一以貫之的。
以紀律部門的視角，對黨內同志提出要求，自然要強調過好“權力關”、“金錢關”、“美色關”。“人貪權、錢、色，如雙斧伐孤樹，未有不倒者。”類似的名言與警句不時出現在各類思想道德教育材料中。然而以公眾的視角看反腐倡廉，則更多的是期待權利對權力的有效監督。
可以說，嚴查“權色交易”的關鍵仍著眼在“權”，而非著力在“色”。如果權力既不受權力制約，又不受權利監督，手持權柄者敗走在“美色關”前就是一種必然。近年來，栽在美色前的腐敗官員可謂前“腐”後繼。僅最近見諸報端的，就有“涉嫌收受索要巨額賄賂，非法持有槍支彈藥，包養情婦”的吉林市原副市長，因雇兇殺情婦而被判死刑的北京市房山區政協原副主席，還有因雇兇當街炸死情婦而已被執行死刑的濟南市原人大主任段義和。已陸續落判的上海社保基金大案，同樣不乏“權色交易”醜聞。可以說，一度被認為只是“生活作風”問題的“權色交易”，已然嚴重危害到了政府清廉和政黨形象。“權、錢、色”三者密不可分，生活上的腐化墮落多為政治上蛻化變質和經濟上腐敗墮落的伴生物。
從提醒官員應注意生活作風問題，到明確要求嚴查“權色交易”，在中紀委的官方報告中我們已經看到了對“美色腐敗”問題的觀念變革。但認識到“美色腐敗”的嚴重危害，並提出嚴查“權色交易”，並不意味著紀律部門就擁有了遏制“權色交易”的有效手段。懲治腐敗，包括懲治美色腐敗，是一個綜合治理的係統工程，需要運用教育的、行政的、法律的多種手段，方可取得成效。而在諸多的手段中，法律顯得至關重要，也最為有效。
不可否認，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試圖以說教和道德倡導來將外在的廉政標準內化為官員的價值取向，是“反腐倡廉”的主要工作形式。改革開放後，尤其是近十幾年來，執政黨已經認識到一味地道德宣教有著極大的局限性。而一般性紀律要求和政策規定所能起到的作用也極為有限。于各級黨政機關的反腐規程在每一年度裏三令五申之後，腐敗之風似並無太多收斂之跡象。究其原因，仍在于缺乏法治為反腐後盾。
法治的作用不僅在于違法之後應受懲治的必然性，更在于它能夠通過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法律規則，對官員的行為起到指引和規范的作用。由于中國文化裏規則意識極度缺失，契約精神並未成為官員內化的價值準則，因此，有罪必罰，杜絕選擇性執法顯得尤為重要。雖然在紀委文件中，對過去所謂“生活作風”問題和今天所謂“權色交易”的關注幾乎同等，但執法卻有其自有的難點，那就是“權色交易”較難取證，也難以認定。甚至刑法典中還沒有“性賄賂”的罪名設置。法學界對此罪，包括對“美色腐敗”行為中的刑法規制長期以來爭議不休，難有共識。在並無一套係統的、有效的法律規范機制對“權色交易”行為進行懲治的前提下，必然會造成官員群體的思想混亂。這從已然曝光的“權色交易”的個案中就可窺見一斑———我們幾乎看不到僅僅因為“權色交易”而被懲處的官員，絕大多數“權色交易”都是因為官員在經濟問題上東窗事發之後而附帶被發現。
從現今“權色交易”盛行的現狀來看，要“查出”這種交易並不困難，查出之後如何嚴厲懲治才是重中之重。這也是國家反腐策略中一個未竟的重大課題。(王琳
原題：嚴查權色交易：“嚴”比“查”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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