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院士謝華安被指抄襲侵佔他人研究成果”，近幾天成為一大新聞熱點，各媒體熱議紛紛，網上評論和轉載迅速攀升，人們且驚且疑，評論、跟帖的內容越來越豐富。
這一新聞之所以引起這麼強烈的關注，在于它把“抄襲”“侵佔”這樣的詞匯，與一位一向聲譽卓著的科學家聯係在了一起，觸動了學術腐敗這
根敏感的社會神經。
謝華安，並不如袁隆平一樣為人熟知，但在水稻育種界內，他的貢獻卻是無人不曉。他帶領的科研組，育出了“明恢63”、“汕優63”，前者被譽為我國雜交水稻更新換代的裏程碑， 後者帶來了再生稻生產上的突破，在1984年至2001年間，為國家增產糧食700億公斤，進入家家戶戶的米袋子，老百姓由此增收700億元……
這樣一位望之彌高、對國家貢獻巨大的科學家、新晉院士，如果與學術腐敗聯係在了一起，難免會在人們的心中引動滾滾巨雷。
然而，在查閱了網上網下的各種報道之後，特別是在前往以雜交水稻育種聞名中外的福建省農科院，前往中科院的相關單位，與科學家、研究人員上上下下頗多接觸以後（詳見今日11版），卻發現了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當輿論如此熱鬧地展開，當人們口口相傳地議論著，並賦予事情以更多象徵“意義”時，卻並未見媒體到事件發生地求解，甚至連第一個報道的媒體記者都只採用了投訴者提供的資料，而缺乏被訴者——同樣重要的另一方“當事人”的聲音。
接到同樣的投訴，相比之下，中科院卻要審慎得多。他們沒有立即從候選名單上拿下某人，而是派出三人專家組，就所反映問題，避開福建省農科院及推薦者，進行了獨立的、背靠背的深入細致核查。然後把核查的報告、說明，在需要公開的范圍內公開，讓投票的院士自由裁量。
誠然，從常理來說，媒體不是職能部門，無力對事件進行是非判斷，但卻並不意味著媒體不能接近真相。相反，通過不斷深入的採訪、認真嚴謹的調查，把更為廣泛、更為準確的信息告知公眾，最大程度地呈現事實，是媒體的應盡責任。具體到“謝華安事件”來說，作為媒體，不僅應對涉及這一事件的雙方都有所追問，更不能回避中科院作為“仲裁方”的調查結果。否則，任何一方的缺位和失語，都難以向公眾完整傳遞真實信息，最終會讓原本簡單的事迷霧重重。
令人遺憾的是，在中科院已經有了明確調查結論後，相對于“謝華安涉嫌抄襲事件”連篇累牘的報道，讀者卻並未能從媒體上獲知這樣的信息：中科院調查結果如何？專家是如何推斷、認定的？“抄襲”究竟是否存在？謝華安因此也就依然處在沸沸揚揚的指摘之中。
有時候，簡單的工作方法固然快捷有效，卻會帶來部分信息的失真或變形，從而導致整體事實真相的變形。作為信息的職業傳播者，對社會、對公眾，是承擔著一份責任的，對于會聳動視聽的爆料，過分吸引眼球的爆料，甚至可能會引起連鎖反應給公共利益帶來損害的爆料，是不是可以不要那麼著急，是否可以多做些調查的功課，再向公眾交作業呢？ (競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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