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21日上午依法對上海農凱發展有限公司和周正毅上訴案件作出終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原判。2007年11月30日，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後認定，周正毅犯單位行賄罪、對企業人員行賄罪、行賄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數罪並罰，判處有期徒刑16年。(新華社1月22日)
按照我
國《刑法》第389條規定：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的，是行賄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我國《刑法》第393條規定，單位為謀取不正當利益而行賄，屬于單位行賄罪，情節嚴重的，應對單位判處罰金，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關于對行賄犯罪的立案查處，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的立案標準為：個人行賄1萬元、單位行賄20萬元。可見，法律對行賄罪的構成和懲處規定是非常具有可操作性的。
而事實上，在許多案件中，行賄人行賄的金額比法律規定的立案起點要高幾倍、幾十倍甚至更多，卻很少有定罪的。《民主與法制時報》2007年9月16日報道，雲南省交通廳原副廳長胡星，因受賄4000多萬元被判處無期徒刑，其中深圳安遠董事長陳族遠一次就向胡星行賄3200萬元人民幣，但是，對陳族遠的行賄罪是如何追究的，相關部門一直沒有公布；還有，2007年7月轟動全國的原國家藥監局局長鄭筱萸因受賄645萬元，被判處死刑，案件中涉及8家行賄企業，但這8家行賄企業是否被追究法律責任，公眾同樣不得而知；2005年，黑龍江省綏化市原市委書記馬德賣官案，當地有265名官員卷入，當地規定：行賄5萬元以下的幹部不予追究，明顯違背《刑法》規定。
近幾年來，隨著中央對腐敗行為打擊力度的加大，媒體不斷公開報道一些貪官因受賄罪被嚴懲的案例。同樣，在類似的案例中，我們也很少看到與案件相關的行賄者被追究法律責任——行賄非罪化、對行賄犯罪的寬容，似乎成了我們的慣例：看看以下這幾組數字，也許會更加清楚。據中國網2007年10月8日報道：廣東省廣州市兩級法院審理案件統計顯示，2003年1月至10月，共受理賄賂案件136件，其中行賄案件僅28件，不到案件總數的零頭；2007年2月1日《解放日報》報道，2006年上海市檢察機關立案查處貪污賄賂案件446件，行賄案僅47件；從全國來看，查處行賄案件的數量也很少，中國廉政網2006年4月7日報道，2000年，全國檢察機關共查辦賄賂案件9872件，其中行賄案件僅為1367件，佔賄賂案件總數的13，8%。正以為如此，周正毅案件因行賄罪被追究法律責任，就顯的格外引人注目。
本來，行賄與受賄是互為因果的，但我們面對的現實是：對受賄犯罪多數都能做到依法懲處，而對行賄犯罪卻很少追究。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從社會學的角度看，主要原因是有不少人認為行賄者多屬于“無奈”、“被迫”，是“受害者”。而實際上根據我們目前的制度設計，所形成的事實恰恰相反，尤其是涉及行政審批、政府採購、工程建設等商業賄賂的多發行業，行賄者並非“被迫”，而是“主動”，並且把行賄當作拓寬市場的一種手段。
同時，因為行賄者把行賄的費用計入成本，抬高了產品價格和工程建設成本，最終付出代價的是消費者和國家。如藥品購銷領域的行賄，據國家商務部的數據，每年吞噬國家資產7.72億；在工程建設領域，行賄造成的國家損失也很驚人，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去年8月9日在《今晚報》撰文稱：建築工程行賄、攻關的費用一般佔合同總額的15%左右，貪官的受賄源于行賄人的行賄，一旦行賄成功，回報可以高于行賄的數倍或者更多，謂之“行賄一只雞，得到一頭牛”，行賄者並非是“受害者”，而是“受益者”。
對行賄犯罪懲處不力的另一個原因，是社會上的“潛規則”，即行賄是企業營銷的一種競爭方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個企業離開了行賄，就難以生存，法律不宜過多介入。這種“潛規則”也影響到司法部門。我認為這種“潛規則”是對市場經濟的一種誤解，市場經濟的本質是法制經濟，越是市場化程度高，越需要以法律理念規范市場，而不能採取行賄等違法方式。
從法學的角度看，為什麼在不少因受賄罪而被判刑的案件中，行賄罪總是很難被追究？特別是單位行賄，更是很少被追究。原因在于我們的司法部門對行賄罪的認定存有異議。如刑法規定，為謀取“不正當利益”行賄，構成行賄罪。可是，為了企業的發展而行賄所得利益，是“不正當利益”嗎？如何界定“利益”的“正當”性需要相關法律細化。
對行賄犯罪打擊不力，不僅直接拷問法律公平，還嚴重幹擾著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給國家造成巨大損失，成為誘發腐敗的重要根源。根據我國紀檢監察部門公布的數據，2003年至2005年，全國共有28600多名黨員因貪污受賄等違法行為被移送司法機關，平均每年不到1萬人，而2006年一年就有14000多人被追究刑事責任。這說明貪污受賄犯罪有逐年擴大的趨勢。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我國行政審批資源還大量掌握在權力部門的情況下，行賄受賄犯罪的社會原源仍然非常深厚，有關部門有必要像打擊受賄一樣打擊行賄犯罪，在審理貪污受賄的腐敗案件中，對受賄、行賄的犯罪，應當一樣重視，一樣懲處。有關部門在公開對受賄犯罪的嚴懲結果時，也應當一並公布與此案件相關的行賄者處理情況，使行賄者也同樣受到法律的制裁。（李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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