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屢有發生的城管“情緒化執法”現象，日前，義烏市綜合行政執法局稠城大隊推出新舉措——“情緒不穩定，不得上街開展執法工作”。如果一早上班，自己感覺情緒不佳的，可以提出申請，但需要說明原因；另外，如果隊員在執法過程中，同一天內碰到3起或3起以上不配合執法或阻礙執法事件的，這一執法隊員當即就可以獲
得批準當天不用再上街執法了（《都市快報》）。
月有陰晴圓缺，人有喜怒哀樂。任何執法者，都可能會有“情緒”，也難免會將這種“情緒”帶到工作中。事實上，如何防止執法者的私人情緒和個體私利影響執法公正性正是法治社會的最大課題之一。正如美國總統布什所說，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最為珍貴的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因為只有馴服了他們，把他們關起來，才不會害人。”
布什的“籠子理論”，直接傳承自美國第三任總統傑斐遜的觀點：法治社會的預設就是對掌權者的不信任。在權力問題上，不要再侈談對人的信任，而要用法律的鎖鏈來約束他們不做壞事。因此，要防止城管的“情緒化執法”害人，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將他們“關進籠子”，用法律制度的鎖鏈來約束他們不敢在執法活動中亂發“情緒”。
義烏市城管局“情緒不穩定，不得上街開展執法工作”的規定，雖然“人性”有余，但最終效果如何卻實在難說。且不說光靠“派人找他談心”很難取得“穩定情緒”的效果；更何況，舉凡“情緒不佳”就可以留在單位裏“搞內勤”（實質與放假無異），究竟是對“情緒化執法”的預先防治還是變相鼓勵呢——沒有“情緒化執法”，哪來的“情緒假”？
應該明確的是，“情緒化執法”是絕對錯誤的。執法者永遠沒有理由將對納稅人的侵犯作為“平復自我情緒”的良方。因而“情緒假”也許可以作為一種關懷手段，卻絕不可視為一種包容暗示。不然，此後“帶著情緒上班”似乎就有了近似于“帶病上班”之類的褒揚意義了。
冰凍三日非一日之寒。諸如湖北天門事件之類的城管暴戾執法，恐怕不僅是放“情緒假”就能醫治的，歸根結底還要在制約不受約束的權力上重拳發力。對“慣出來”的城管執法“情緒”須盡快馴服並將其“關進籠子”方為正道。（舒聖祥） 原題：“情緒”不是“情緒假”的通行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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