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因為近代以來受到的民族壓迫過于沉重，國人急于趕超西方，逐漸養成了一種思維定式，即大事小事都習慣抬高到國家、民族的高度來思考和討論，不如此便不能彰顯某人某事的意義。這樣的思想方式當然為我們各項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但過于泛濫，則也容易流于偏狹，在看待一些事情時，容易喪失必要的理性與客觀。而科學研究是最需要理性精神、客觀態度的領域。民族精神可以成為科學家進行科學研究的動力，但如果推而廣之，科學研究的目標、過程、結果都由研究者的民族立場來左右，則就是民族精神與科學精神的雙重悲哀了。

    最近有關考古的一則新聞報道，就很讓人擔心此類“民族大義”會影響科學研究的客觀性。近日，國家文物局向全世界宣布，在河南許昌靈井舊時器時代遺址，發現了距今8萬年至10萬年間的較完整的古人類頭蓋骨化石。據稱，這一發現將為“中國古人類連續進化學說”提供有力的依據。潛臺詞顯然是委婉地否定了有關現代人類起源的“非洲起源說”，進而推論我們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在這片土地上形成、生息、繁衍的，根正苗紅。這一研究成果如果最終被國內外學術界承認，認定屬實，自然是一件好事：一方面確為重大科學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為弘揚中華民族源遠流長這一愛國主義命題，提供了更為有力的證據，可謂皆大歡喜。

    問題在于，如果此次考古發現的成果，沒有支持“中國古人類連續進化學說”，而是證明了“非洲起源說”，其研究是不是就要面臨著“不愛國”的指控？事實上，“非洲起源說”雖未成定論，但流布甚廣，信者眾多，就是因為其有堅實的考古學、人類學、遺傳學的基礎，在國內接受此說的學者也不乏其人。那麼，因為他們科學上的立場，這些學者的國家信仰和民族感情就要受到質疑？

    顯然，在科學研究中摻雜進民族感情，甚至是預設一些與民族感情、民族利益相關的結論，是非常荒唐的。科學最高的價值就是求真，所有的科學規律都是為求真服務，其他一些非科學的功利性的目標介入科學研究，都極有可能使研究成果“失真”，從而動搖整個科學的基礎，使科學喪失其應有的價值，同時也會催生大量偽科學的出現。比如，當年斯大林憑借自己至高無上的權力，支持李森科與西方生物學家之間的爭論，並給這場爭論貼上階級鬥爭的標簽，已經被認為科學史上的醜聞。而在李森科的把持下，前蘇聯在這一領域的研究毫無進展。歷史已經證明，無論是在輿論上，還是在制度安排上，凡是最大程度地保證科學研究的客觀性、獨立性，科技就越昌明，科學給予社會、民族、國家的回報就越大。而任何急功近利的非科學因素介入得越多越深，科技就越衰微，偽科學就越猖獗，科學研究就不是在造福社會，而是為害社會了。

    本人對于考古與古人類學是外行，但堅決反對在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普遍承認之前，貿然賦予“許昌人”這一科學發現，諸多科學以外的意義與價值。還是讓科學歸于科學吧，時下的當務之急，是給研究人員創造一個寬松的環境，讓他們心平氣和地從事研究工作。而不是急于證明什麼，給研究者不必要的壓力。“科學家是有國界的，科學是無國界的”，從另外一個角度解讀，還是頗具深意的。再者說了，全體中華民族成員的民族感情與我們的祖先是否來自非洲關係不大。即使我們的祖先真的來自非洲，我仍然堅信，我是中國人，而不是一個非洲人，我還是深愛我的祖國和民族。（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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