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5日上午10點半左右，南京市民魏女士路過南京市內解放南路時，發現一位老太太癱倒在人行道上，口吐白沫，老花眼鏡和毛線帽子都掉在了一邊。不知老人何時摔倒，而來來往往的行人都小心地“繞彎兒”走過，沒有一個人敢上前攙扶。魏女士猶豫再三，喊來七八名路人作“見證”———“老人摔倒不關我的事”，才敢打電
話報警。民警趕到現場，迅速聯係了120急救車將老人送往醫院。(2月16日《現代快報》)
培根講：“一次不公正的判決，其惡果相當于十次犯罪”。好事者如此“驚慌躲閃”，不正是源于對彭宇案的擔心嗎？2006年11月20日，彭宇坐公交車下車時，看到一位老太太倒在離站臺不遠的地方，出于好心，他忙上前將其扶起，並幫忙把她送至醫院；後被法院判決賠償損失45876.36元，依據是“常理推斷”：“如果彭宇是做好事，根據社會情理，在老人的家人到達後，彭宇完全可以言明事實經過並讓老太的家人將她送往醫院，然後自行離開，但彭宇未作此等選擇，其行為顯然與情理相悖”，“彭宇在事發當天給付老太200多元錢款且一直未要求老太返還”，等等。
“憑借常理推斷”得出的判決，不但沒有讓助人者得到應有的道德回報和自豪感，反而承受經濟、精神的雙重痛苦，這總是一種不夠厚道、有失公正和公平的輕率判斷。
“在社會普遍缺乏責任感的今天，法律應當盡可能鼓勵民眾建立敢于承擔的信心。”換言之，就算好事者就是肇事者，只要他沒有逃走而是義無反顧地留了下來，這種道德勇氣就應得到一定的“責任豁免”，而不能用所謂的“常理推斷”抑制好事者的作為積極性。法院的判決無意間催生了“彭宇恐懼症”、“彭宇後遺症”的漣漪效應，前面有彭宇，後面就有魏女士，壯大的精神凱歌萎縮成戰戰兢兢的“如履薄冰”，堂而皇之的助人為樂演變成小心謹慎的“有備無患”，一種光明燦爛的道德亮色蒙上了烏煙瘴氣的胡亂猜疑、不予信任等道德灰塵。在社會道德發展不夠景氣的今天，這尤其是一種難言的痛。
真善美和假惡醜的較量意志就是社會發展的常態，正如有鮮花也會有蒼蠅一樣，這時，人們需要的是用“善”的制度和動機，維護、推動社會良性資源，用更多的力挽狂瀾、義無反顧去體現所謂善良的“蝸牛動力”，而不應以所謂“司法理性”使社會道德發展陷入惡性循環。當社會陷入語無倫次的“道德陷阱”，這種責任應該由誰來承擔呢？有關部門對此裝聾作啞，顯然是不行的。對那些誤導社會道德發展的“葫蘆判決”，人們不能保持沉默！
令人欣慰的是，“社會道德法庭”同樣對彭宇進行了“判決”，“更多的人表示支持他，網上呈現明顯的一邊倒，不少網友自發為彭宇建立賬戶，為他捐款”。這種民間判決不正是對“葫蘆判決”的無聲對抗嗎？法院可以形成司法判決，卻無法左右公眾的道德判決，人們在內心建立起來的敬畏厚道、敬仰助人者的良好社會風氣，仍是茁壯發展的道德力量。但願它能抵達每個人的內心，影響每個人的真善美的道德氣質，成為推動社會良性發展的不可或缺的精神動力。畢竟，社會不能缺少這種道德慷慨和人性歡歌，更不能任恐懼在“彭宇後遺症”中滋生、蔓延。（雷泓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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