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紙貴”：官民溝通無礙的想象

政府與民眾之間這種有效溝通與互動的制度設計，其實是一種民主政治的制度基礎。這也許不是公開政府官員聯係電話就能承載的，但這必然進一步激活民眾的想象，並以這種方式一點一滴啟迪“官智”。

16日，《昆明日報》用4個整版公布了從市委書記、市長到5區、1市、8縣及市直各
部門黨政領導班子成員的聯係電話，同時詳細刊登了各領導的職務分工情況。這一專號在市民中引起強烈反響，報紙很快被一搶而空。為了使更多的市民獲得這份報紙，《昆明日報》對專刊進行了再版印刷。據2月18日《中國青年報》報道，此事成為當天開幕的昆明市政協第十一屆三次會議委員們熱議的話題，許多委員認為這是“政府陽光政務的具體體現”。但也有委員認為，這一做法可能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特別是騷擾電話，會給機關和領導的正常工作帶來一定麻煩。

政府機關以及政府官員的設置，恰恰就是為社會及公眾解決“麻煩”的，自然不能害怕“麻煩”。因此那種擔心因公布官員聯係電話而招致負面影響的顧慮，大可不必。而且出于增進公共利益之目的，即使是對官員個人產生一些麻煩，也是必要的“領導成本”。何況，從公布領導幹部聯係電話的報紙專號受到搶購這種現象本身，也表明市民對公布之舉的深以為然。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官員與民眾互動的資源仍然十分稀缺的情形下，昆明的公布官員聯係電話之舉，更不失為一種有效的彌補與溝通。

這樣一種“官”“民”互動資源匱乏的事實，是必須看到的。為什麼有人將政府官員的電話號碼匯編起來，就能賣出好價錢；為什麼某個市長公開設立熱線電話或公開電子信箱就能成為新聞；為什麼一張刊載領導幹部聯係電話的報紙能夠“洛陽紙貴”———正是市民對于獲取官員聯係方式的“饑渴”表現，也是對暢通“官”“民”溝通渠道的迫切需要。這也表明，除了電話或信箱這種日常聯絡工具之外，在現行的行政體制及框架內，政府與民眾之間仍缺乏有效互動的制度設計。

有效溝通與互動的制度設計，一是“官”“民”平等對話的基礎與條件，二是任何一名官員都應向民眾負責，向民眾尋求其權力的正當性，接受民眾的監督、質詢與問責。我們有人大代表，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但在具體的操作中，有時並不能完全擔當起促進官員與民眾溝通對話的功能，甚至出現了在廣東省兩會上人大代表尖銳發言屢遭打斷的尷尬場面。我們也有不少媒體，但因為種種原因，它們也並不能完全擔當起保障公眾知情權、監督權、參與權的功能。我們還有更多的政府職能部門設置，但權力至上的倨傲和衙門作風的泛濫，卻造成了有門難進的局面。

在這種情形之下，當市民的一個電話，就突破過去某種人為的阻礙，直接找到書記或市長，其所賦予的溝通想象是顯而易見的。有人質疑，昆明這種過分依賴或看重官員聯係電話的做法，有偏于行政程序設置，假設公眾所有的問題都能在具體的職能部門得以解決，那麼有沒有更高級別官員的電話都無關宏旨。這種說法固然不錯，但同時也應當看到，公眾對于“聯係電話”的需求，不光是出于解決具體問題的需要，更是對于溝通無礙的想象，對于通暢的對話機制的渴求。如何建構一種官民之間溝通無礙的制度體係，才是昆明“一紙風行”所寓含公眾訴求的實質所在。

政府與民眾之間這種有效溝通與互動的制度設計，其實是一種民主政治的制度基礎。這也許不是公開政府官員聯係電話就能承載的，但這必然進一步激活民眾的想象，並以這種方式一點一滴啟迪“官智”。(楊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