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數字很神奇，比如人均GDP兩千美元。一旦超過了這個數字，國民就好像會突然在一夜之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關心自己的過去、自己的歷史、自己的傳統。不久前，中國大陸跨過了這條線，于是，原先只是潛流的“國學熱”和“講史熱”噴涌而出了。
中央電視臺的“百家講壇”節目時段遠非理想，但持續熱播；
相關書籍則長時間地佔據各種圖書排行榜的前列。各地電視臺見賢思齊，蜂擁而起，陸續推出類似的講史類節目，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績。歷史類書籍原本不易得到出版社的青睞，如今則佔據了各大書店的顯眼位置。新著撰寫不及，舊書紛紛重印。盡管新舊都有良莠不齊的情況，卻也攪得出版界熱鬧非凡。
單就“講史熱”而言，大家的關注點逐漸轉移到“究竟應該如何講史”或“如何才能將歷史講得更好”等問題上來了。這當然是一種有益的思考，很值得歡迎。不過，簡而言之，講史的方法和角度，也不外乎兩種而已。
講法無外乎加法和減法。何謂“加法”？就是在歷史事實上增加講述者個人的看法和闡釋，增添以傳說或野史為主要形式的“可能性”。用“加法”講史的好處是，新見迭出，動人心魄；而其風險是流于無根，輕加比附。何謂“減法”？則是通過講述者的努力，將不實和虛妄的部分從歷史事實中隔離開來，展示歷史本身的豐富多彩。用“減法”講史的好處是，言有實據，安穩平實；而其風險是容易寡淡少味，局促拘謹。
角度無外乎由外而內和由內而外。前者站在今人當下的立場上，憑今天推斷過去，借今人揣想古人。其好處是歷史因此走進當下，被今人理解；而其風險是以今律古，迫古從今，傳統的價值脫離歷史的土壤。後者則是盡量站在古人的立場上，爭取做到“同情的理解”，不脫離古代的具體場景。其好處是讓古人講古代的話，不強作古人的發言人；而其風險是傳統的價值不易與當下發生關聯。
是否能夠找到兩全其美的講史方法和角度呢？我想，恐怕很難。就目前而言，我們還是應該用既寬容而又批判的態度，去對待每一種講史的嘗試。（錢文忠 復旦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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