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月２４日，有“明星委員”之稱的廣東省政協常委孟浩來到深圳火車站蹲點“抓小偷”。據稱，春節期間孟浩在火車站曾被偷６０００元。孟浩說，這次暗訪可用“觸目驚心”形容，上次向公安局提完意見，治安情況似乎並沒有改善，“我打算把我今天看到的情況寫信向深圳市有關領導反映”。（２月２５日《新快報》）
身為政協常委，孟浩的行為似乎有點另類。蹲點“抓小偷”是公安民警的職責，政協常委親赴治安一線，究竟是幫忙還是添亂？假如不是因為自己丟了錢包，他還會這樣關注深圳火車站的治安問題嗎？如此舉動，究竟是出于公眾利益還是個人私心？拉著媒體記者一起蹲點抓賊，這不是明擺著屬于吸引公眾眼球的作秀嗎？
雖然，“明星委員”的此舉會遭到非議，但筆者依然認為，這類“蹲點抓賊式”的行為，讓這位廣東省政協的常委更可親可敬，其行為的意義遠大于事件本身。在我看來，作為民意代表的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其參政議政的方式不僅僅是在“廟堂之上”敢于放言無忌，針砭時弊；能夠發揮自己的身份優勢和社會影響力，進行一些具有象徵意義的行為和公開行動，通過“行為藝術”向社會傳遞積極的信號，也同樣值得嘉許。
在火車站丟了錢包，如果是一位有點“城府”的政協常委，利用自己的社會地位向當地公安機關的負責人反映，有了某某領導的批示，也許在短期內就能夠迅速破案，個人不僅不會受到什麼損失，還有可能收到當地治安部門的致歉信。如果再就此寫一份提案，呼吁解決車站治安問題，作為他的履職表現來說，也算合格。但是，這樣的做法顯然不比蹲點抓賊的“行為藝術”更有影響。
政協常委到火車站蹲點，大家顯然不指望他們真的抓到多少小偷，在現場所發現的治安管理方面的疏漏，頂多只是一些表面的問題和現象。但關鍵不在結果，而是行為本身就已經表達了一種語言和文字無法替代的尖刻批評，比之那些條理清晰的提案和邏輯緊密的討論發言，更為直接和感性，容易引起社會公眾更多的關注，能夠更好地督促有關方面加大解決類似治安問題的力度。
有一種傳播學理論認為：“人並非機器，不可能完全理性、不偏不倚不帶絲毫個性地處理所有信息。”作為民意代表的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在關注公共事務，反映民生、民怨的時候，有一點個性色彩，多一些“行為藝術”，讓意見表達更有張力和影響力，也應該成為當代中國民主政治生活中的一種常態。(康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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