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的“ATM機盜竊疑案”終于再審落判。昨天下午，廣州市中院再次認定許霆盜竊罪名成立，並判處其5年有期徒刑。此前的《廣州日報》曾報道，許案“將由廣州中院逐級呈報至最高法院進行請示”。鑒于“個案請示”早已被最高法院三令五申地禁止，唯一還可能“逐級報請”的理由便在于《刑法》第63條
第2款：“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的案件，必須經最高人民法院的核準。”而適用這一條的前提，就是認定許霆盜竊罪名成立。既是盜竊，也理應是盜竊金融機構數額巨大。學名“自動櫃員機”的ATM被視為金融機構，其實並無太大爭議。“3萬至10萬以上”屬“數額巨大”，也是司法解釋中的白紙黑字。因此，若以盜竊且數額巨大入罪的話，5年刑期的確有些難以理解。
以“逐級報請”求得最高法院的批準，在法定刑之下對許霆予以輕判，是廣州中院在回應輿論批評上的技術性舉措。但從法律上來看，由于廣州中院對許霆案的再審實屬一審程序，以一審法院之名逐級上報最高法院，似又有違“二審終審制”之嫌。在憲法上，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這裏的獨立之意，不僅指法院獨立于其他任何機構及個人，也包括上下級法院之間相互獨立。不同審級的法院之間均無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而只有審級監督關係。下級法院向上級法院就個案進行請示，多年以來一直為公共輿論所批評，之所以最高司法機關要明令禁止“個案請示”，其理由便在于此。然而，“在法定刑以下量刑”這一“處斷”之權又要求下級法院逐級上報，處于如此悖論之中的許霆案該如何是好？
于是乎，我們看到許霆在再審宣判之後聲言將不再尋求上訴。從實際上看，許霆上訴與不上訴其實已無多大區別。如廣州中院在宣判書中所陳述的，“經最高院批準，遂作出上述判決”。既然最高法院都已批準，就算許霆上訴到了廣東省高級法院，又如何能推翻這一已經最高院批準的“一審判決”？更何況，根據之前的報道，廣州中院本就是經由廣東高院“逐級請示”到最高法院的。如果廣東高院對許霆案有不同認識，根本就不會同意廣州中院的“逐級請示”。
從無期徒刑到5年有期，本是司法對民調的善意回應，但從反響來看似乎效果不佳。而且許霆案在一波三折中對正當程序的違背，也將對其他疑難案件或輿論關注的案件產生不良的影響。“發回重審”將可能被更為慣常地使用，“逐級報請”最高法院“權斷”也將借由這一個案而被“激活”——如果確有需要，“法定刑下處斷”的報請被“激活”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怕只怕，“逐級報請”僅僅是推卸責任和架空審級制度的工具。作為特例的“發回重審”和“逐級報請”如果被作用于司法回應民意的慣常技術手段，恐非司法之福。（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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