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震驚全國的安徽阜陽市中級法院腐敗窩案相繼作出一審判決，阜陽中院先後三任院長被判入獄。盡管該案判決已一年有余，但案中一些行賄者卻毫發無損，仍然戴著買來的“烏紗帽”，比如行賄15次的何某連任界首市法院院長，“事跡”可與何某“媲美”的李某則當選潁上縣法院院長。（見3月31日《中國青年報》）
我以為，行賄者毫發無損所透露出的信號，不僅是對腐敗的“零容忍”，更是“高度容忍”。當地有關方面在支持什麼、反對什麼？令人不解。
之所以不對行賄者作處理，據說是因為“牽扯面太廣，傷筋動骨”，“如果大換血，將導致一些部門癱瘓”……這些聽起來冠冕堂皇的理由經得住追問嗎？有關部門進退維谷的境地會贏得理解嗎？
無疑，在某些人眼裏的所謂的“牽扯面”被放在了頭等位置，超過了黨紀國法尊嚴。然而，建立在這種基礎上的“相安無事”又有多少價值———公眾的不平與不滿心理，難道不隱含著危機嗎？法律的被虛置，難道不蘊藏著風險嗎？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將用人局限于狹小的范圍內，那自然會覺得人才只是有數的那幾個。也正因為“少數人選人和從少數人裏選”，某些官員的視野才會如此狹隘———倣佛處理了行賄的官員，地球就不轉了。
行賄者毫發無損，無助于建立公眾對法律的信仰。倘若法律不具有足夠的剛性，而是時時被“特事特辦”等所扭曲，那麼所謂的建設法治社會就可能成為一句空話。
當行賄成為行賄者的通行證時，守法者會很灰心，甚至也不排除某些守法者會被嚴重誤導。
問題的關鍵在于，官員的命運應該在什麼樣的程度上接受公眾的監督？
無論如何，行賄不能成為行賄者的通行證，而只能是行賄者的墓志銘！(孫立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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