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新建的廉租房窗明幾凈，戶型合理，但廣州不少特困戶還是放棄租住。據悉，目前不少廉租房遠離市區，各項生活配套不全，貧困租戶除了交納不低的租金和物業管理費，還要支出數額不小的交通費用。（《新快報》4月3日）
要想廉租房真正實現其應有的保障價值，關鍵是在“廉”字上。而這個“廉”顯然是定位在特困群體上的，不能以領導自以為“廉”作為衡量的民意標準。而觀照建在廣州金沙洲的“廉租房”，不但各項生活配套不全，要交納不低的租金、物業管理費，還要支出較大的交通費用，這樣一種“廉”必然是跟解決特困群體住房問題的民意相差甚遠的，否則是很難解釋為什麼特困戶放著好好的“廉租房”不撿這個便宜，甘願棄住了。顯然，在這裏“廉租房”只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而已。
這個現象可以說明在廉租房立項、開發、建設過程中，特困群體等弱勢群體缺乏表達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他們的訴求沒有一個合理的表達渠道，或者說沒有得到有關部門的重視——這不僅是收入的弱勢，而且更突出于表達利益權利的弱勢。正因為國家對各個群體尤其是對中低層群體的權利缺乏正式的、制度化的保障，在我們的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存在著相當普遍的“非制度化生存現象”。于是，政府僅僅以自己對公眾利益的想像代替了民意沒能表達出來的真實利益要求，結果可想而知，地方政府往往花費人力物力“為民辦實事”，但事情辦完之後民眾卻不買賬，有的甚至成為譏諷和抨擊的對象。
正因為如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如今的住房保障改革為什麼會存在諸多問題了。之前不是也在廣州的金沙洲出現棄購限價房嗎？而當中的原因也是因為限價房政策過于偏重開發商的利益，“一口價”本來就是“霸王要約”。限價房本來就是商品房的一種特殊形式，意義在于加大供應、修正價格、促進競爭，具有一定的市場調控作用，消費者沒有理由認定限價房應該“最便宜”，有關部門和開發商更沒有理由指望消費者對能買到限價房“感激涕零”。限價房想要繼續調節市場，定價就不能只跟周邊商品房“比”，而要從成本算起。
但是在推進這類具有一定的保障性的住房改革時，有關部門卻忽略了民眾的真實的利益訴求，市場的不市場，保障的不保障，或明或暗地倒向開發商等既得利益集團身上。于是，出了問題之後，才不得不修正路徑，比如限價房不再“一口價”等。而之後出現棄住廉租房現象，則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這就是“屢教不改”。
當然，任何一項改革都需要有一個修正方向的可能和機會，也允許犯錯誤，只要知錯能改，則善莫大矣。但改革必須建立在有效的利益表達機制之上，因為改革本身就是利益重新分配的過程。著名學者孫立平指出，“從實際情況看，當前利益關係的失衡，與缺乏民眾參與的機制，特別是缺乏不同利益主體的利益表達機制和利益博弈機制，有著直接的關係。”不少人也發現，在諸如國企改革、醫療改革、教育改革以及住房改革這樣涉及到眾多人利益的重大改革舉措上，幾乎完全缺少民眾參與的過程。甚至越是利益相關的改革，越是這樣。
一言以蔽之，改革的當務之急是需要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達和凝聚機制。其實，這本身就應當是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葉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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