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從無期改5年，許霆應當知足”，這種比較缺乏可靠的前提。從原審的無期徒刑改判為5年有期徒刑，相對而言，當然是大幅度減輕刑罰。但從“許霆案”的事實本身來看，5年有期徒刑似乎與公眾寬憫的預期也有差距。

    “許霆案”10天的上訴期限將至，據4月8日《信息時報》報道，許霆此前當庭表示不上訴的態度已現松動，他開始考慮上訴，並親手寫了一份上訴書，但還沒有最終決定是否簽字交給法院。可有專家卻認為上訴已沒有用了，“許霆應該知足了，應該感謝媒體、感恩社會，給了他一個重生的機會。”

    在最後上訴期限之前，當事人是否提起上訴，將決定著這宗案件能否立見分曉：如果選擇上訴，此案還將繼續處于結果待定狀態；如果放棄上訴，則上訴期滿的同時意味著一審判決開始生效，這起一度輿論高度關注的案件，漸將退出公眾視線。

    刑事案件的上訴，既無訴訟費的經濟代價，又有“上訴不加刑”的機制保障，在沒有公訴機關抗訴的情況下，二審判決對于當事人而言，最差的結果將是維持原判。相反，如果錯過上訴期，在一審判決生效之後才不服判決的，則只有通過啟動審判監督程序。但是，審判監督程序作為司法糾錯機制，其啟動並不是必然的，而此前上訴程序的啟動則是以當事人的訴訟意志為轉移的。因此綜合考量，對于當事人來說，上訴可以成為一個沒有風險的選擇。

    求生避苦是人之天性，應當得到尊重。上訴更是被告人的絕對權利，同樣理應得到維護。事實上，說“從無期改5年，許霆應當知足”，這種比較缺乏可靠的前提。從原審的無期徒刑改判為5年有期徒刑，相對而言，當然是大幅度減輕刑罰。但從“許霆案”的事實本身來看，5年有期徒刑似乎與公眾寬憫的預期也有差距。更重要的是，如果原來的無期徒刑被認為是畸重而有必要改判，那麼它就應當被完全摒棄；在衡量刑罰的合理程度時，只能從案件事實本身出發，而不能以原來的無期徒刑作為某種“值得慶幸”的參照，進而用來奉勸當事人知足棄訴。更何況在有罪判決生效前，當事人在法律上根本就是清白無罪之身。因此，許霆即使上訴，也絕非不知足，而是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當然，當事人的命運有無轉機，最終決定在二審法院手中。尊重當事人的上訴權利，不僅是社會公眾的法律義務，更是二審法院的分內之事。這不僅體現在接受當事人的上訴申請，及時啟動二審等程序環節，更體現在要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應當就第一審判決認定的事實和適用法律進行全面審查，並組成合議庭，開庭審理上訴案件。

    從二審判決的結果來看，即使許霆最終仍被認定為有罪，也不意味著等候他的只是牢獄生活。根據刑法“罪刑相適應”的原則，二審法院可以選擇判處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並適用緩刑，不必收監執行；或者依刑法第三十七條之規定，作為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情況，免予刑事處罰並視情況予以訓誡或者責令具結悔過、賠禮道歉、賠償損失，或者由主管部門予以行政處罰或者行政處分。總之，對于許霆這樣一個打工青年，無論是從司法對他的個人關懷還是犯罪行為矯治的成本收益率來說，在所有的選擇中，收監執行都似乎是一個應當力爭避免的下策。□江渚上（北京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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