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一舟    作者文集

    “我隊執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遭遇暴力抗法，現尋現場目擊者，有知情者速與我隊聯係。”4月8日，是這則特別的“尋人啟事”貼在重慶北碚鬧市區一城管執法崗亭的第10天。“啟事貼出已經10天了，還沒有一個市民站出來當證人。”城管執法隊員稱，距離同事被打也已過去17天，無人願舉證令他們感到很尷尬，很無奈。（《重慶晨報》4月9日）

    城管遭遇暴力抗法，近年來在不同城市屢屢“上演”。

    按照常理，小販暴力抗法，受害最大的是城管執法人員，市民理應站在城管一邊；對于暴力抗法者，本該給予譴責。然而，現在一切卻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城管遭遇暴力抗法，卻無人願意舉證，這實在令人深思。

    城管執法人員為何難以贏得同情，很大程度上緣自于市民的“城管偏見”。街道上那些賣烤紅薯、煎餅的小商小販，不是來自于偏遠的山村，就是城市化進程中被邊緣化了的居民，做點小買賣，是他們唯一的生路。與之相對的是，由于城管執法人員掌握了公權力，也自然就成為當然的強勢者。在這樣一種管理與被管理、強弱博弈的過程中，由于某些城管人員執法的不文明，已經讓社會產生了某種固有的直覺：城管太“粗暴”了。如此思維定勢，自然易導致公共輿論對城管的下意識倒戈——只要一聽到城管與小販之間有矛盾衝突，往往不分青紅皂白，便對城管進行“有罪判定”。

  “偏見”固然不夠健康，但“偏見”的產生又僅僅是市民的錯嗎？

    在筆者看來，促使市民與城管站在對立面的根本因素，不僅僅是城管執法方式的簡單粗暴，也不是執法者缺乏對被管理者的寬容和愛心，而是來自于失去監管、無所節制、無限擴張的城管公權。再說，居高臨下傲視社會的權力姿態，又僅僅是針對小攤販這一特定群體嗎？而正是這樣一個“假設”，一個“心理疑懼”，無形中推動市民扛著道義的大旗遠離了城管。

    事實上，城管權力的霸道蠻橫是具有“慣性”的，今天對小攤販“連打帶罵”，明天也說不準就會對市民“吹胡子瞪眼”，這不是什麼杞人憂天。從這個角度看，對城管的公共偏見注定是一種權力恐懼。公共權力是為公共服務的，但當一種公共權力讓大眾產生了自發性的權利恐懼——這就令人感到，權力肆意妄為所產生的社會負面效應是多麼得可怕；對城管權力進行制度規范，讓之盡快回歸到正義與文明的軌道上，又是多麼的緊迫！

    毫無疑問，只要附著在城管身上的一些諸如“野蠻執法”和“城管暴力”之類的形象標簽不徹底除去，這樣的公共偏見還是會持續下去，而城管遭遇暴力抗法的尷尬局面也難以得到有效扭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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