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真正提高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的運作效率，恐怕首先要打破的就是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的相對封閉性，超越體制內精英的自我交換。
海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衛留成近日做客新華網，與網友在線交流時談到，“在中海油的收入與在海南省委的收入，兩者差距是非常
大的，當初我還以為是小數點打錯了。但是感覺也不一樣，作為一個地方官，能夠給老百姓做一些好事、實事，得到老百姓認可，是另外一種收獲。”
客觀地說，做官，還是做CEO？這個問題在不同的國家裏恐怕會引發完全不同的抉擇。在美國，第一流人才都集中在商業領域而不是政治領域，這個結論很好下，只要拿哈佛商學院的學生和政府學院的學生入學成績比較一下就很明了。這是因為西方的官員與成功商人相比收入並不高，即使作為一種人生理想，比爾·蓋茨對這個世界的貢獻，恐怕是大多數美國政府高官都比不上的。
在香港，前財政司長梁錦松是棄商從政的。他當時放棄了年薪數千萬的工作，出任年薪只有200多萬的特區政府財政司長。雖然其任職期間，為公務員隊伍引入商界經驗，對香港經濟做出了很大貢獻，但還是因為買車有逃稅嫌疑，在問責制度下自己提出引咎辭職。在這樣的社會裏，做官其實並不容易，未必會成為大多數人的選擇。
但在中國，報考公務員一年熱過一年，某些只招幾個人的職位往往引來數千人的報名。這說明，在中國，做官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一個較好的就業選擇。無論從收入、社會保障、職業聲望，還是就職環境來看，官員還是處在一個比較寬松的環境之中的，還沒有受到財產申報制度的約束。亨廷頓說，在發展中國家裏，第一流的人才都去從政，而不是從商，一方面是因為在政府主導社會資源分配的情況下，大家也更關注分配財富而不是創造財富；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官員本身缺乏監督，就職環境寬松所致。
前些年，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中，市場的地位和作用上升，越來越多的人走向市場成為新的社會精英，其中就有很多官員“下海”，成為某些國企的老總，其性質和現在一些國企CEO“上岸”成為官員是一樣的。這樣的“跨界”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衛留成在任上的官聲就不錯，這應該和他注重實幹的企業家精神有關。
當然，對于國企老總來說，其本身的職務屬政府任免的范圍，其調動當然也和公務員的調動差不多。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國企老總還是官員，其實區別都不是特別大，只不過是由一種類型的精英轉變為另一種類型的精英罷了。
所以，要想真正提高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的運作效率，選拔更優秀的人才到關鍵崗位上去，恐怕首先要打破的就是這種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的相對封閉性，超越體制內精英的自我交換，只有這樣才能對精英體制造成真正的壓力。這就要求，一方面要規范精英的流動，體制內精英如商人或學者要想成為公務人員，必須要經過規范的選舉程序，得到民眾的認可，方可轉換身份。另一方面也需要進一步的開放，打開大門，讓更多有能力、有理想的人有機會服務國家，讓我們國家的人力資源優勢真正的發揮出來。□唐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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