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10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為6.992元人民幣對美元終于進入“6時代”。從2005年7月最後一輪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後，人民幣升值速度明顯呈逐年加快趨勢：按匯改時8.11的匯率計算，目前人民幣對美元累計升幅已超過14%，2006年升值幅度約3.2%，2007年升幅提至6.9%，今年前三月升幅已超過4.1%。

    1994年啟動匯率形成機制改革至今，人民幣升勢已經確立。從國際經驗來看，即使一國貨幣幾年乃至十幾年保持升值狀態，也有國家經濟保持穩健甚至高速增長的例子。貨幣升值既是一國經濟景氣的反映，也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因此，“破7”之際建議各方大可不必重復陳詞濫調，把人民幣升值說成是西方國家“處心積慮”的“陰謀”。

    那麼，當“破7”只是人民幣漫漫升值道路的一個普通關口時，接下來應該做些什麼？筆者認為，對熱心調控的政府而言，正視人民幣升值現實，積極調配政策資源和工具進行應對，恐怕是最重要的事情。

    毋庸置疑，人民幣升值正在給中國宏觀經濟帶來挑戰，比如對出口形成的壓力等；但是，基于國人篤信的“壞事可以變好事”的理念，筆者認為，人民幣升值這件事也可衍生出發展機遇。

    在產業領域，由于貨幣升值間接降低了購買成本，將有利于中國這樣處于技術趕超階段的新興國家吸收先進技術、整合海外資源，產業政策如能對“傳統強項”紡織業、機電制造、精細化工等行業給予積極的配套指導，恰是加快我國產業結構優化的機會。同時，下階段，政府還應適度打開思路，借助人民幣升值壓力，將國有、民營企業的資源和產能合理引導進入面向未來、具有發展空間和戰略意義的產業領域，如信息技術、生物科技、新能源等。由于人民幣升值對國內各產業影響復雜，適時啟動政策補償機制，還可起到平衡產業利益格局的作用。

    產業政策之外，財政政策也應被考慮納入政策工具體係。首先，財政可以通過調整出口退稅率和進出口關稅稅率，推動調整進出口產品結構，強化產業政策意圖；其次，財政可以介入國家外匯財富管理領域，財政盈余可以作為購買外匯委托更多元主體投資的第二渠道，這也最為接近國外一般外匯平準基金的模式。

    更重要的，財政可以作為預防內需不振的備用手段。在人民幣升速超出預期，凈出口大幅下滑時，財政投資可以幫助維持內需水平。而在廣受關注的民生領域，財政也可以通過加大轉移支付力度、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徵點等方式，保護中低收入居民消費能力；通過加大對公共產品投入，如增加社會保障、醫療、教育、住房保障等的支出，支持創業型就業、購買公益性崗位等手段，在解決“分享”問題的同時，實實在在地提振內需，彌補人民幣升值可能帶來的外需不足。

    “辦法總比困難多”。多部門的政策協同與綜合施力是能夠幫助消化人民幣升值負面影響的，無論民眾還是政府，一味地擔驚受怕躲“暗算”，心驚肉跳找“損失”，不如開動腦筋做些實實在在的努力。

    樂觀地看，“破7”只是人民幣升值過程中的一個小小關口。就中國的崛起路程而言，若幹年後，這只能作為一個微不足道的歷史記憶罷了。

    □沈洪溥（原題：以政策協同應對人民幣“6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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