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博淵 作者文集
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在轉型期內，舊的秩序破壞了，新的秩序尚未
建立或者尚未完善，必然會出現程度不等的失序和無序現象。這是前進中的問題，憤慨可以，悲觀則大可不必。我們應該向前看。問題是要積極地想辦法研究新問題，解決新問題，不可無所作為，袖手而立。
我國當今社會領域裏存在著無序狀態：偷盜和搶劫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詐騙行為烽火四起，花樣翻新，令人防不勝防；黑社會性質的團夥各地都有，有的已經打掉，有的還在活動；犯罪分子中許多是有前科的，有的是“二進宮”甚至“三進宮”；兇犯殺了人一走了之，更名改姓照樣做生意結婚生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就讓人覺得現在的人一個個烏眼雞似的，缺乏溫柔敦厚之風，因此誰也信不過誰，誰都防著誰，如同驚弓之鳥。這是怎麼回事？是我們的社會形態改變了。
我國自古有嚴密的社會組織結構。先秦時期，城市居民每25戶為一閭，每250戶為一黨，黨上面還有都。這些組織具有治安的性質。秦孝公時商鞅變法，首創保甲法，5戶為一保，10保為一甲，一家有罪，十家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此法一直為後代統治者沿用。後代統治者還採用殘酷的株連法，一人有罪，株連九族。九族中包括朋友和師生。這就是說，一個人犯罪，與之親近的人都要負責，包括他的朋友、老師，或者學生。其目的是迫使各社會群體中的成員互相監督。作為一個宗法社會，我們還曾有宗族的監督，有許多刑事犯罪在宗族內部就制止或者解決了。而且，那時候的人都被束縛在一個狹小的范圍內，人與人之間互相都認識，來了一個陌生人就會很扎眼，“十目所視”。這一套治安措施加上封建道德教育，保證了我國封建社會的秩序。
建國以後，我們建立了嚴密的戶籍制度，學生和幹部還有檔案。那時候，檔案在人們心目中非常重要，如果裏面有一句不好的話，就會影響升學、就業、參軍、提幹等等，有時候還會影響婚姻。這也是一套社會管理機制，在計劃經濟時代很有效。
現在的情況不同了，戶籍的約束作用日趨削弱，檔案變成了可有可無之物，加上市場經濟帶來了人員的大范圍、高頻率流動，給社會管理出了一道大難題。這裏牽涉到一個重要的國情，即國民素質問題。今天從報紙上看到，國家大劇院一級劇作家李龍雲先生對記者說起一個令人震驚的史實。他說，八國聯軍是從京師的東南破城的，城剛破，城西的阜成門和西直門一帶馬上發生了大面積搶劫，而所有實施搶劫的人都是中國人。以前還曾讀到相關記錄，說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後，當地老百姓也曾進去哄搶。鑒于國人“一放就亂”的素質，我們本來應該料到，人口自由流動後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況，看到下述情況不應該過于驚訝：那些品行不好的人好像獲得了解放，因而無所顧忌，如魚得水，四處流竄，連續作案。
怎麼辦？借鑒他國的有效做法是很有必要的。西方國家採用市場經濟的歷史長，政治上又保障公民“自由遷徙”的權利，因此沒有中國這樣的戶籍制度。他們是如何管理的呢？建立公民檔案制度。這是現代社會行之有效的管理辦法。
作為戶籍制度的補充，我們已經採用了身份證制度，對社會管理發揮了重大作用。現在的問題是身份證管理不夠嚴格，也不夠嚴密，利用假身份證作案的案例簡直不絕于耳。對于制作各類假證件的犯罪分子打擊不力，他們的小廣告遍地都是，每天都在人們鼻子底下招搖過市，而有關部門卻一籌莫展，只得採取人工鏟除的措施。也許，打擊此類犯罪的難度較大，成本較高。不知道為什麼，有關部門總是不明白，這比起犯罪分子利用假證件所進行的經濟犯罪和刑事犯罪所帶來的損失，還是不成比例的，在打擊此類犯罪方面多花點錢是值得的。
人們都知道，西方有公民誠信檔案。早先從報紙上看到，我們有一個留學生，好像是留德的，學習優秀，可畢業後找不到工作，哪個企業都不要他。他感到迷惑不解，後來才弄清楚，自己上學時有過一次公共汽車逃票的經歷，被有關部門上了黑名單。這些建立了公民誠信檔案的國家，一個人只要有一次不誠信的行為，他在這個社會就會寸步難行，就業、貸款、辦企業等等都會遇到難題。我們沒有這個機制，辦一個企業，騙了一大筆錢，被罰款了，變本加厲地騙；被查處了，改一個名字接著騙。最近，河南鄭州一家美容店向一個剪頭發的女大學生收了1.2萬元，被罰款50萬元，報上說是迄今為止國內開出的最大一張罰單，並責令停業整頓。這顯示了有關部門的決心，但如果不將當事人列入黑名單，很難保證他今後不會將罰款加倍撈回去。今天從報上看到，北京市開始建立這樣的機制了，主其事者是中信銀行和信誠人壽公司。它們將聯手建立“個人信用報告”。記得早先北京還建立了食品供應商的誠信檔案。這些都還處于嘗試階段，但無疑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其實，一些發達國家不僅有公民誠信檔案，而且還有公民品行檔案。在澳大利亞，居民的駕駛執照相當于我們的身份證，駕照號碼連著有關部門的檔案，記錄著此人的誠信記錄和品行記錄，各地聯網。公民從甲地搬到乙地，必須在一周內向有關部門報告，否則算違法。這樣，他的檔案就會跟他一輩子。那些有不誠信記錄和犯罪記錄的人將到處受到無形的監督和限制，會吃虧一輩子。當然，澳大利亞人口少，剛剛超過兩千萬，大致相當于我國一個大城市，國家和民眾又比較富裕，公民素質比較高，所以比較好管理。我國人口眾多，經濟發展滯後，公民素質不高，情況復雜，建立這樣的檔案有相當大的難度。但是，正因為如此，研究並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公民檔案制度顯得尤為緊迫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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