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舉行的博鰲論壇上，“糧食危機”備受關注。過去的一個月裏，國際市場稻米價格上漲超過５０％。與去年同期相比，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小麥價格漲幅超過１４０％，稻米價格漲幅超過８０％。暴漲的糧價相繼在海地、菲律賓和埃及等３７個國家引發抗議和騷亂。甚至在香港這樣的成熟經濟體，也出現了搶購大米的風潮。世
界銀行警告說，全球超過一億人口將面臨因糧價劇增而陷入赤貧。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則呼吁國際社會採取緊急措施，以解決當前的糧食危機。
在一個開放的時代裏，危機往往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及時預警。只要應對得當，措施得力，自會“轉危為安”。就在４月１５日，美國總統布什宣布，美國將提供價值約２億美元的緊急國際糧食援助，以緩解非洲和其他一些地區出現的糧食供應短缺問題。作為世界重要糧食出口國之一的哈薩克斯坦最近也表示，哈國已計劃在未來幾年內大幅增加糧食產量。相信陸續還會有更多國家公布自己的應對之策，在糧食生產本身仍維持著緩慢增長的前提下，一時的糧價飛漲完全可以通過市場規律和政策調整來予以化解。
糧食供應充足並不等于就沒有危機。因為價格飛漲，窮人就可能買不起糧。對糧食的佔有並非源于政府分配，而是市場交易。市場規則是等價交換，在糧食市場上找不到解決窮人吃飯問題的答案。這就需要國際間的援助和國內的救濟制度。發生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大饑荒，不僅僅是自然災害，在很大程度上也應歸咎于那個不開放的特定時代。當時，自我封閉的決策加劇了天災的危害。
只要我們回顧一下當代史，就能發現這樣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在民主、開放的國家裏沒有發生過一起饑荒。物質貧困首先源于權利貧困，應對糧食危機的前提是國家決策必須依循民主原則和正當程序。今天我們已經站在改革開放的而立之年，中國也已融入了世界經濟大家庭。國門已開，盲目拒絕外援的時代已經不再，國內的糧食政策和危機應對能力更應為我們所關注。
為避免突如其來的世界糧食危機的過度衝擊，中國一直奉行立足國內爭取糧食自給，並適量進口彌補產需缺額的原則。一味強調進口，于中國而言並不現實；而只強調自給，又無法享受在這個地球村時代因國際分工帶來的糧食福利。要讓自產與進口達成平衡，需要認真考量的正是各自的比例。中國擁有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糧食安全需求的基數較大，對自產的依賴程度高于世界上其他國家。糧食安全戰略必須首先立足于國內生產，充分發揮本國糧食生產能力。在基本實現自給的前提下，通過進口來為國內產需拾遺補缺。
儲備糧制度是應對糧食危機的重要保障。今年“兩會”期間，政協委員袁隆平曾發出嚴厲警告，直言“很多地方國家糧庫存在嚴重虛報現象”。近期也有媒體通過調查發現了安徽當涂糧食儲備嚴重虧空，國家儲備糧被人倒賣牟利的事實。國家糧食局副局長郄建偉稱，已派出調查組赴安徽當涂調查糧庫問題。我們說一個開放的中國將不會再有饑荒。這裏的“開放”不僅指對國際社會的開放，更包括國家糧食政策的監督執行對公眾的開放。（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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