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留守婦女”，若問她們留守什麼，男權社會賦予她們守住的莫過于兩樣東西：一是婦道，二是家業，即守住一個家庭或者家族的根據地，守衛著在城裏打拼天下的男人的大後方。
“以艷照的名義，穿越時空！”前一陣，陳冠希還在媒體上“叱吒雲雨”時，便有人推出一個有趣的等式———“西
門慶+幾百年＝陳冠希”。甚至有人建議新的《水滸》劇組，能力邀陳冠希扮演西門慶大官人。
這個建議不錯。不過若說“西門慶+幾百年”便等于陳冠希，其他“候選西門慶”可能會有意見，比如最近在媒體裏拋頭露面的杜鳳華。有關他的一則新聞是這樣的：近10年來，43歲的雲南農民杜鳳華對身邊10余名外出打工人員的妻子為所欲為，在夥同其情婦蘇紅毒死蘇的丈夫及兒子陰謀敗露後，杜被蘇的丈夫等人亂棒打死。
據說，由于杜鳳華的所作所為及其最後的遭遇，當地人把他看做是21世紀鄉村版的“西門慶”。過去，皇帝居廟堂之高，為了能夠盡享權力紅利，通常會開辟三宮六院。然而誰會想到，像杜鳳華這樣的區區“在野”村夫，竟也能七拼八湊，在田間搭出個“臨時後宮”，縱情享樂？
西門慶的風流韻事在中國可謂家喻戶曉，然而新聞裏有關中國“留守婦女”的真實生活卻多是鮮為人知。讓許多人好奇的是，像杜鳳華這樣既無權柄與錢財，也談不上有人格魅力的人為何能像卡薩諾瓦一樣討得無數田間女人的歡心。探其究竟，原來那個村子裏男人們幾乎跑光了———由于丈夫長期在外打工不歸，村子幾乎變成了“寡婦村”。不同的是，他們的丈夫可能會從“另一個世界”（城市）給他們寄錢。
這光怪陸離的場景，自然是中國社會大轉型過程中的一個沉重細節。目前中國有數以億計的農民工，隨著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走出家門外出打工掙錢，妻子留在原籍照顧孩子，贍養老人，看家守業，于是便有了“留守婦女”這一稱謂的特殊群體。據統計，其數量已經達到4000萬至5000萬之多，而近年來各省市陸續出爐的外來民工性生活調查也表明，其中幾年不回家與妻子團圓的也不在少數。
顯然，從人性的角度出發，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兩地分居會讓他（她）們忍受難以言說的痛苦。至于“留守婦女”，若問她們留守什麼，男權社會賦予她們守住的莫過于兩樣東西：一是婦道，二是家業，即守住一個家庭或者家族的根據地，守衛著在城裏打拼天下的男人的大後方。
穿越了城鄉的打工者知道，城市與鄉村更像是兩個世界，一個表面上欣欣向榮，聚焦人力和財富，另一個則日漸凋敝，正在被世界也被自己遺忘。幾年前，當我再一次回到鄉村，曾經十分驚訝于鄉下怎會有那麼多的土地被拋荒，即使是上好的旱地與水田，也是雜草叢生。只是沒想到，在如今的鄉村，對人的“拋荒”甚至比對土地的“拋荒”還更嚴重。想著那些因時代沉浮而留守家鄉的婦女，你不得不感慨，是怎樣的人生與命運，讓這些活生生的人不得不處于一種“拋荒”的狀態，是怎樣的制度藩籬讓數以千萬計的男男女女因各自的勞作不能團圓？
男人們背井離鄉到城市裏去討生活，由于種種原因又不能讓家眷隨行，對留守婦女而言，這也意味著他們的丈夫更像是被城市化抓走的壯丁。正是由于村中男人日漸稀少，才會讓杜鳳華這樣的“西門慶”有機可乘，甚至近乎滑稽地成為救濟當地婦女的“好男人”。和“留守婦女”相比，杜鳳華倒更像是“留守西門慶”，他之所以能在村子裏如魚得水，顯然不是因為他的品性，而是因為他是男性。
考慮到事件成因，如果說潘金蓮終于投進了西門慶的懷抱，是因武大郎先天不足，沒有魅力，“留守西門慶”的出現，則要歸咎于當前的“武大郎體制”———中國城鄉二元分治的制度性缺陷有目共睹。正是這種二元分治導致的兩地分居，將原本恩愛的鄉村夫婦變相拆解為“體制性寡婦”或者“體制性光棍”，杜鳳華才能遊走鄉裏、奇貨可居。
事實上，倘使我們能夠站在時代的大背景下審視鄉風民俗的這些變化，亦不難發現，體現在那些“留守婦女”身上的命運，並非簡單的個人道德與社會風尚的問題。畢竟，一個國家的政治運行、政策變遷，將會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人們對道德的實踐與理解，以及不同的社會風尚的形成。(熊培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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