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一起發生在安徽阜陽的公共衛生事件，讓謠言與恐慌迅速通過網絡與手機短信，彌漫在4月的阜陽城上空。當地政府辟謠稱，確有“幾名”嬰幼兒因患春季呼吸道疾病相繼夭折，但這幾個病例沒有相互傳染。而市民覺得政府的公告顯得有點遲緩與曖昧，因為出現在醫院和幼兒園門口的宣傳單的內容是“怎樣預防手足口病”。目前，19人經全力搶救無效死亡，仍在住院治療和留院觀察的有204例。

    現代的政府是責任政府、公開政府，更是智慧政府和信息政府，這些行政底線要求，政府行為必須遵循科學規律，遵循“生命第一，安全第一”的原則，認真處理各種公共事務和公共危機，將各種公共信息、公共危機的消息，及時通報給群眾，吸取群眾和專家的智慧，將危機傷害化解到最低限度。如此，社會期待的科學、理性和安全，才能得到真正意義的落實。

    遺憾的是，阜陽政府不具備起碼的危機意識，沒有進行開誠布公的信息公開，而是試圖通過“危機公關”，試圖用極個別孩子的生命消亡，彌補行政瀆職和決策荒唐。這種做法是愚蠢的，結果造成更大的生命損失和全城恐慌。一個簡單的疫情，因為政府公共信息危機意識的虛無和扭曲而不斷加劇，讓19條鮮活的孩子的生命無辜消失。這樣的政府，不是積極履職的責任政府、開明政府，而是無責政府和糊涂政府。如果再發生諸如此類的公共危機，群眾還能信任它嗎？

    在信息閉塞的年代，政府如果信息危機意識不夠強，那是由時代落後造成的。可今天，在經歷了SARS事件、禽流感事件、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各種煤礦災難和突發性安全事故後，社會已繳納了太多的“教訓學費”，公共危機意識已成為各級政府的行政底線，危機公開已成為社會常態。然而，阜陽市的行政領導卻仍然我行我素，這已經不是簡單意義上的行政瀆職，而是對社會公共災難的失職。

    “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依照《黨政領導幹部辭職暫行規定》第4章第15條規定：“黨政領導幹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引咎辭職：（一）因工作失職，引發嚴重的群體性事件，或者對群體性、突發性事件處置失當，造成嚴重後果或者惡劣影響，負主要領導責任的；（二）決策嚴重失誤，造成巨大經濟損失或者惡劣影響，負主要領導責任的；（三）在抗災救災、防治疫情等方面嚴重失職，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影響，負主要領導責任的。”責令阜陽行政首長引咎辭職，是非常適當、恰當的。

    因SARS事件處理不力，時任衛生部部長張文康、時任北京市市長孟學農被免職；密雲踩踏事故後，時任縣長張文辭職，還有開縣井噴、吉林中百商廈大火、阜陽劣質奶粉事件等，當事領導都受到不同形式的行政問責之後，或引咎辭職，或被解除職務等。用嚴厲問責喚醒官員的危機意識，提升他們的責任感，已刻不容緩。（雷振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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