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71事件再次提醒人們，圍繞信息公開和屏蔽的較量將長期存在。爭取知情權的逐步落實，還須繼續從各環節努力。
安徽阜陽感染（作用）于腸道的EV71病毒疫情始發于3月上旬，直到最終釀成2003年SARS之後又一起重特大公共衛生安全事件，新華社才于4月27日向全國發布首條消息。
從現有信息源判斷，EV71病毒疫情也許屬于“天災”，可在長達一個半月的時間內，如此重特大公共衛生安全信息的層層瞞報卻屬SARS之後最嚴重的信息屏蔽事件。
請看：3月上旬，阜陽市醫院收治多例兒童發熱病症；3月27日起連續出現5例患病兒童死亡；3月31日阜陽市才將疫情上報省衛生廳；4月13日衛生部專家才姍姍抵達阜陽調查；4月15日當地政府才首次在本地媒體公開疫情；4月23日確診為EV71腸道病毒感染；4月25日當地媒體首次報道疫情確診情況；4月26日衛生部部長陳竺總算趕至阜陽；4月27日新華社才公開發布消息……
這中間的各道環節，究竟都發生過、隱瞞過什麼，人們憑社會經驗就可作足夠的想象。
與當年SARS疫情初期持續的瞞報相似，本次EV71病毒疫情長達一個半月的屏蔽，全國人民尤其是疫情流行地民眾知情權被剝奪事小，寶貴的控制疫情蔓延的時機被白白錯失事大。由此支付的慘痛代價是，截止到4月28日21時，經確診被感染的病人（以兒童為主）1199例，死亡20例。
行文至此，還須再多說幾句：第一，1199名被感染病人和20名不幸死亡病人這兩個數字，有否作過縮水處理？根據當地的政治文化與社會文化的生態，人們有理由提出新的質疑；第二，發生後果如此嚴重的公共衛生安全事件，要是放在法治比較完善的國家，地方官員和衛生主管機構的負責官員，恐怕會在第一時間引咎辭職向國民謝罪。
筆者之所以首先提出阜陽當地的政治的和社會的兩種文化生態，在于阜陽自出現王懷忠、肖作新等一批“前赴後繼”的大貪官以來的這些年，重、特大醜聞接連不斷，譬如，僅公共衛生安全事件，就相繼有大面積發生的假疫苗危害事件、毒奶粉致兒童大頭娃事件。阜陽、阜陽，又是阜陽！這難道還不足以讓人們從“地方生態”的角度就此作出深層次的質疑？！
多年做記者的從業經歷——筆者多次採寫過疫情報道，但寫就的稿件經常受到人為阻礙而無法見報。坦率言，筆者並未經歷過諸如SARS或EV71病毒這樣的重、特大疫情的報道，筆者所碰到的疫情無非是些地域性中小強度的諸如雞瘟、“2號病”、痢疾之類的疫情，地方當局和相關部門尚且如此緊張，更遑論類似EV71病毒流行這般重、特大疫情之公布——能封殺盡量封殺也就見怪不怪了。
社會輿論曾歡呼當年“非典”事件的處置是中國由信息屏蔽走向信息公開的標志性事件。還記得當時筆者就在報上撰文，既肯定它的標志意義，亦提醒社會各界事情並非如此簡單，圍繞信息公開和屏蔽的較量將長期存在。本次EV71病毒疫情再次失控的事例很能說明問題。
盡管如此，筆者仍要肯定SARS之後，國家在信息公開變革中的種種建樹。僅法制建設方面，國家層面的《信息公開條例》已頒布施行；《傳染病防止法》修正案單列了疫情必須及時上報的法條；《突發事件應對法》則對新聞報道作了有限的“網開一面”等。以此觀照本次處置EV71病毒疫情所暴露的有法不依，既屬不可理喻，卻也在情理之中。因為人們尤須認知，從法制走向法治，在任何國家和社會裏，都係一個歷史進程。進程之快慢、為此支付代價的大與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法治文化及更上位的政治文化和社會文化更新的快慢。
EV71事件再次提醒善良的人們，法治文化仍需極大加強。筆者相信社會也不會因此而氣餒。相反，它恰恰說明人們的努力還遠遠不夠。為爭取知情權的逐步落實，還須繼續從各環節努力。(魯寧
媒體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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