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飛 作者文集
“警官，給我個號吧，讓我見見市長。”一名面容憔悴的中年男子拉著一名值勤警察，不斷地哀求。在昆明市第二個“市長接待日”，近千名群眾在接待地點等待著。該市首個接待日已發放接待號碼1250個，為能拿到接待序號，幾十名群眾頭天晚上就連夜排隊等候，有的
甚至打地鋪露宿。按每月接待日接待100位計算，至明年3月才能完成已發號碼受訪市民的接待。（4月29日《中國青年報》）
筆者認為，昆明“市長接待日”如此受熱捧，並非什麼好現象，倒令人疑竇叢生。首先，在眾多請求市長接待的群眾中，真正必須有市長“拍板”問題才能解決的不會有太多，絕大部分應該是政府各職能部門就能處理的事情。他們為什麼非要“舍近求遠”、“舍易求難”地“高攀”市長呢？很明顯是因為基層和有關部門沒有很好地盡職盡責把問題處理好，使問題集中到市長這裏。從某種角度上來看，“市長接待日”受熱捧的現象就像一封檢舉信，它在檢舉相關部門的作為不力或失職瀆職。據報道介紹，一位被接待的76歲老人，他的兒子被殺，法院判決了多年，至今卻沒有拿到賠償款，這個問題的根源很明顯是法院沒有把事情處理好。如果各相關部門都能按照規定各司其職、各盡其責，做好分內工作，筆者以為肯定不會有這麼多市民排號等市長。因而，“市長接待日”不僅要幫助上訪群眾排憂解難，同時要記下相關部門的“流水賬”，追究其作為不力或不作為、致使群眾上訪的責任，並視情節給予必要的處罰，以增強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的責任心，提高其執政為民、辦實事、辦好事的自覺性。
其二，熱捧“市長接待日”實質是熱捧權力。報道中說，首個“市長接待日”受理了上訪100件，除其中9件不屬于受理范圍外，其余91件信訪事件的主體部門都按法定程序和相關政策進行了辦理。既然有關部門都按規定辦理了，群眾為什麼還要找市長，其主要目的不外乎兩點：一是認為所辦不公，請市長為民作主，責令重新辦理；一是對處理結果不滿意，希望市長“法外施恩”，變更既定結論。如果相關部門都是按照規定辦理的，即使市長也愛莫能助，市長也不應超越法律規定推翻部門依法行政的結果。然而在現實社會中，一些人“權力至上”的情結依舊濃重，在他們眼裏“權大于法”，地方行政長官無所不能。形成這種狀況，既與中國源遠流長的“官本位”、“權本位”的人治文化傳統有關，也與當前一些地方主政官員“家長制”、“一言堂”的作風不無關係。從這個層面上來講，筆者倒是希望“市長接待日”冷清一些好。“市長接待日”的冷清，既說明基層和政府各部門把老百姓的事情辦好了，不需要找市長了，也說明社會法治觀念增強了，人治觀念淡化了，只要下面依法遵規秉公處理好了的事情，往上找誰都是白搭。
“市長接待日”肯並非昆明首創，有的地方多年前就搞過了，但很少有堅持下來的，是領導失去了熱情和耐心而主動“歇場”，還是群眾已經沒有問題需要向“主政官員”反映呢？如果是後者，那倒是求之不得的好事。現在昆明搞“市長接待日”，較之于那些“先行者”，當屬“後起之秀”。“首長接待日”有其積極意義，且不論其能替老百姓解決多少具體問題，最起碼是領導幹部密切聯係群眾、傾聽百姓呼聲的渠道。希望昆明的“市長接待日”不要像其他有些地方那樣“曇花一現”，而能持之以恒地堅持下去，真正幫老百姓解決實際問題。同時，也通過市長的努力，推動職能部門提高依法行政的自覺性和執行力。
還有多少民意因為市長才被重視？
單位可以像家 領導不能是家長
領導沒有特權才會真關心市民待遇
領導意志為啥能成為“聖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