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香港大學生的一份調查報告將女富豪張茵與“血汗工廠”緊緊捆綁在一起。那份報告顯示張茵的玖龍紙業存在“工傷及死亡事故頻仍”、“借工傷事故罰款斂財”、“經常無理巨額罰工人款”和“涉嫌長期違反勞動法規”等問題。不過，日前廣東省總工會副主席孔祥鴻回應稱，經初步調查顯示張茵的玖龍紙業存在管理問題
，但還不算是“血汗工廠”。
工會常被說成是工人的娘家，這意味著在工人權利問題上，工會是不應失語的。此次張茵的玖龍紙業卷進了“血汗工廠”的輿論漩渦，廣東總工會能夠給予調查與回應，原本應是一件令人振奮的事情。只不過，現在這樣的回應，似乎又讓人感覺被潑了一盆冷水。
誠然，基于權利公平的需要，對于資方的正當權利與合法利益，也同樣必須給予維護與保護的。在勞資博弈問題上，我們也並不寄望于任何力量來袒護勞動者的權益，或者去損害資方的合法權益。問題是，此次廣東總工會對張茵玖龍紙業做出不算是“血汗工廠”的判斷，本身就很難經得起公平與正義的標尺考量。
在一個講求法治的年代，算不算“血汗工廠”，一個最基本的視角就是法律說了算。很遺憾，此次廣東總工會做出的判斷依據，竟然是調查時看到玖龍員工“待遇很好，吃得不錯，宿舍也很好”等現象。很顯然，以這些“條件很好”的現象來衡量工人是否獲得合理的工資回報，權利是否遭受侵害，根本就沒有任何意義。背離了勞資關係是否平等，勞工的政治與法律權利是否得到平等保護的語境，不論是怎樣的待遇、福利水平，都是不合理的。
張茵的玖龍紙業被指摘為“血汗工廠”，是來自于香港大學生的民間調查。不可否認，其標準依托很有可能並未基于內地的相關法律標準。也正因如此，我們才不願意以任何道德與偏見的眼光來看待這一問題，而是把它交給法律。這實際上是最起碼的權利與經濟理性。可是，在廣東總工會判斷“血汗工廠”的標準上，這些竟然都消于無形，這才是維權的最大悲哀。
正因如此，我們才無比驚愕地看到，盡管，廣東省總工會副主席孔祥鴻也承認，張茵的玖龍紙業在社保等方面的確存在侵犯職工合法權益、“以罰代管”等管理問題，但是，“違法”現象不但不足以成為界定“血汗工廠”的標準，它至多是總工會眼裏的“一些不足”，而且，在整改這些“不足”問題上，還不停地強調“不是把它辦死。”這一切，都給我們帶來了更大的擔心，那就是“血汗工廠”的制度麻木化。
世界上所有的“血汗工廠”的形成原因，都不外乎勞工缺乏自己的工會，無法真正實現與資方平等談判；法律執行在約束資本行為上處于失靈狀態；此外，就是政府為勞動者提供的制度保障不盡合理。對于此次張茵的玖龍紙業陷入“血汗工廠”爭議，廣東總工會的回應顯然無法為“血汗工廠”找到合理的界定標準的；而香港學生可能依托的標準，“國際慣例”在經常被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中國，自然又是不足以成為明證的；再聯想起今年兩會上作為明星委員張茵的那些諸如廢除勞動合同法中“無固定期限合同”規定的提案，我們顯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片適合生長“血汗工廠”的制度土壤。
行文至止，不由得想起了去年的山西黑磚窯事件。相信不需要做任何有關標準的闡述，任何人都不會懷疑那黑磚窯是典型的“血汗工廠”。現在面對一家“工傷死亡頻仍”、“長期以罰代管”、“違反勞動法規”的企業，我們還在爭議這算不算“血汗工廠”，不難想象，在這片土地上，我們將存在著多少非典型的“血汗工廠”。當“血汗工廠”的標準一再逾越了法律底線，維護勞工權利的制度也必將越來越麻木與冷漠，那時候，就會有更多的像黑磚窯一樣的血汗工廠，被死寂地深埋于中國大地上。■單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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