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他來說，文學和學術的天空都太小了。他留給我們的，是不畏強權的獨立批判精神、強烈的自我反省意識以及對我們這個民族和人民不能割舍的情感。
柏楊去了。這個幾乎與五四運動同歲的人，作為“五四”自由之精神的最後一個實踐者，在五四運動89周年紀念日的前夕，給自己的生
命畫上了句號。
有許多人，以他們自己對柏楊的理解，追憶柏楊，清理柏楊留下的精神遺產，也留下他們自己的思想足跡。
初讀柏楊《醜陋的中國人》，是在上世紀80年代。該書1986年在湖南文藝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出版，其中的“花城社”版本，不僅刪除了《正視自己的醜陋面》一文，而且，“作為內部發行，僅供有關專家、學者及研究人員參考之用”。可見，對于中國人是否醜陋，那個時候就是有保留的，或者說，是沒有勇氣正視的。所以，讀這本書首先就需要鼓起勇氣，因為，讀著讀著，你就會發現，自己已被裝進去了。
但是你得承認，他說的不是沒有道理。而且，他的態度是真誠的。總之，我的思想在那個時候受到了極大的震撼，與許多年前讀魯迅雜文時的情形非常相似。但魯迅所講畢竟還是幾十年前的事，離我們很遠；而柏楊講的很多人和事，就發生在今天，我們都有切身的感受。我曾經為此而感到困惑，改造國民性喊了也有幾十年了，中國人的進步又表現在哪裏呢？或者，中國人的自新，真的是任重而道遠嗎？
柏楊以寫作終其一生。他的寫作，歸為一點，就是“只為蒼生說人話”。他把自己的思想、感情都凝聚在這裏，為中國人能夠有尊嚴地活著，耗盡了全部的智慧和心力。柏楊的身份，是學者兼作家。但在我的心目中，他首先是個戰士，不屈不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的寫作，從來不是要在文壇或者學術領地裏佔據一個位置，爭取一個名號，而是基于現實，對歷史的批判與反思，以及對國民沉迷于悠久傳統的一種棒喝。
有人曾經質疑柏楊的文學成就和學術地位，這恰恰顯示出我們與柏楊的隔膜。他的寫作又豈是文學和學術所能約束的？對他來說，文學和學術的天空都太小了。他留給我們的，是不畏強權的獨立批判精神、強烈的自我反省意識以及對我們這個民族和人民不能割舍的情感。據稱，在他的人生經歷中，有“十年小說，十年雜文，十年牢獄，十年通鑒”的說法，正是在牢獄之中，他完成了那部以人的情懷觀照中國歷史的巨著《中國人史綱》。不要跟他講你們的學術規范，一個“人”字，已經劃清了他跟傳統史學的界限。前幾年，作為責編，我曾參與《中國人史綱》在內地的出版，他所給予我的教益，是可以受用一生的。
柏楊以其寫作證實了一個知識分子的存在價值。今天我們紀念柏楊，就是對于這種價值的一種認同。有人說，柏楊去了，柏楊的時代就結束了，好像柏楊的精神我們也就不再需要了。這至少和我觀察到的情況有些不同。我在書店裏看到，因為柏楊的去世，他的很多書，特別是《醜陋的中國人》和《中國人史綱》，在市場上已經脫銷了。這種現象說明，這個時代還是需要柏楊的，他的精神通過廣大讀者的閱讀而存在，而延續。
如果說，我們這個時代和柏楊所經歷的那個時代有什麼區別的話，恰恰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有一種自我平庸化的傾向，他們可以找出種種理由，表達對現實權力的屈從和認同。這是中國人的悲哀，更是知識分子自身的悲哀。由此看來，更顯示出柏楊精神遺產的稀有和可貴。這筆遺產不是別的，就是知識分子的良知和情懷。一個社會為什麼會有知識分子這個群體？其存在的意義及其價值究竟體現在哪些方面？這一點，我們讀了柏楊就可以明白。知識分子應該是有社會擔當的。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應該在社會發燒的時候，保持清醒。他們的存在不是為了給現實社會提供合理性的解釋，事實上，他們有義務以其理性和智慧向公眾揭示現實的合理性將怎樣在其發展過程中走向衰落和滅亡。
中國知識分子的毛病之一，就是說得多，做得少，習慣于坐而論道，崇尚清談，發展下去往往就是扯淡。就像很多人都在參禪拜佛，其實只是在為自己梳粧打扮。用林谷芳先生的話說，只有在“兩刃相交，無所躲閃”之際，才有真實的禪可言，才可能領略生命的極致風光。修禪如此，繼承柏楊的精神遺產又何嘗不是如此！(解璽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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