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證券交易所發布了《關于加強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承擔工作的通知》以及《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指引》。據相關人士稱，此舉旨在引導各上市公司積極履行社會責任，重視利益相關者的共同利益，為構建和諧社會、促進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貢獻力量。
值得關注的是，《通知》首次提出了“每
股社會貢獻值”概念。《通知》規定，公司可以在年度社會責任報告中披露每股社會貢獻值，即在公司為股東創造的基本每股收益的基礎上，增加公司年內為國家創造的稅收、向員工支付的工資、向銀行等債權人給付的借款利息、公司對外捐贈額等為其他利益相關者創造的價值額，並扣除公司因環境污染等造成的其他社會成本，計算形成的公司為社會創造的每股增值額，從而幫助社會公眾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為其股東、員工、客戶、債權人、社區以及整個社會所創造的真正價值。這就是說，“每股社會貢獻值”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有量的界定，為全面、客觀地評價公司價值創造提供新的重要的標桿。想玩弄“文字遊戲”或者“搗糨糊”，沒門！
這是一個很好的開端。倘若要提一點“合理化建議”的話，我以為，在上市公司為其股東、員工、客戶、債權人、社區以及整個社會所創造真正價值的環節鏈上，還可以再細化一些。比如，公司為員工支付的工資，屬于公司為社會創造價值的一種。關注這方面的“貢獻值”，當然很對。因為人力資源是社會的寶貴財富，也是企業發展的支撐力量。確保員工的工作與收入待遇，這不僅關係到企業的持續健康發展，而且也關係到社會的發展與穩定。為了應對國際上對企業社會責任標準的要求，我們的企業必須承擔起確保員工待遇的責任，不斷提高員工的工資水平。問題在于，在“員工”這個大項裏，起碼包括兩個子項：普通職工與高管。假若在“為員工支付的工資”的大項中，把這兩個子項“一起煮”，弄得不好，很可能產生“混淆視聽”的視覺污染。這個問題，時下不僅為社會所關注，而且也為監管部門所關注。他們所關注的，就是“薪酬不公”。
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同樣的國企，高管的收入差距並沒有隨著經營業績有所區別，相反，經營越差的機構其高管的收入有可能越高。根據去年銀行年報等渠道掌握的材料發現，在中、工、建、交和光大銀行這5家由匯金公司參股的國有商業銀行中，已經出現了高管薪酬與經營業績脫鉤的現象。二是，高管與員工的薪酬差距拉大，而且高管的收入增幅遠遠大于員工的收入增幅。在大型國有商業銀行的基層分行，員工的收入增長緩慢，甚至有些地方員工收入比股改前還要低，基層員工看到的股改成果僅僅是行長的收入提高了，而員工的收入卻下降了。基層員工如果不能感受到薪酬公平的話，則金融機構的操作風險無疑將大大增加。這對建設和諧社會，無疑是不利的。
由此，國資委已經在考慮新的制度安排，在中央企業的收入分配改革中，將全面落實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制度，進一步推進企業內部的三項制度改革、完善薪酬福利制度、穩步規范實施股權激勵，合理控制收入分配差距，限制過高收入、保持一線員工收入的穩定增長。保監會、銀監會也在考慮相關的制度安排。保監會主席吳定富曾批評保險公司高管薪酬過高的畸形現象，隨後宣布對國有保險公司高管薪酬進行清查。銀監會有關人士則提出，金融機構高管薪酬不單純是工資升降的問題，而是涉及到建立有效的激勵與約束機制的問題。高管薪酬機制牽一發而動全身，薪酬問題處理得好，則可能鞏固國有金融機構改革成果，推動金融機構朝市場化方向再邁重要步伐。否則，很可能動搖金融機構改革基礎，使剛剛走出困境的金融機構再添新的風險。這方面的制度安排，或許也在考慮之中，如何進入“每股社會貢獻值”的視野，使其更顯準確、公平、合理，值得探討。
“每股社會貢獻值”剛剛出臺，就對其“橫挑鼻子豎挑眼”，似乎有點不合時宜。但它確是肺腑之言，不吐不快。不知讀者以為然否？（諸葛立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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