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哈市一派出所抓獲了幾名參與盜竊的未成年人。其中12歲的小強(化名)由于父母出國打工，爺爺奶奶疏于對其管教，結果走上了犯罪道路。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像小強這類孩子正在社會上形成一個“留守孩子”群體——由于父母雙方或單方長期在外地或國外打工、經商等，使撫養孩子的親屬又缺乏關愛和管束，造成一些孩子心理和生理出現偏差，出現一些極端的問題。對“留守孩子”的教育已日益成為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
“好孩子”失足令人扼腕嘆息
日前，哈市南崗分局一派出所接到一起報案，一家倉買丟了四千多元現金。案件很快被破獲，實施盜竊的是三名未成年人，而12歲的小強就參與其中。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小強原本是一名品學兼優的好學生，還曾擔任過班長，然而隨著9歲時父母去日本打工，他由70多歲的爺爺奶奶照看，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少了父母約束的小強開始厭學，經常出入錄像廳和網吧，學習成績也一落千丈，到案發前他已曠課很長一段時間了，並和社會上一些不三不四的小青年混在一起。而此次實施盜竊，小強也是因為沒錢上網吧了，就隨社會上認識的朋友去尋來錢道。
16日，記者在派出所裏見到了小強。一件破舊的灰毛衣、一雙滿是污垢的運動鞋、一頭雜亂的過耳長發，讓小強看上去十分狼狽。但近距離的仔細觀察，記者發現小強還是一個濃眉大眼、長相英俊的小男孩兒。辦案民警告訴記者，抓獲小強時，他在一家網吧已經玩了一天一宿了，而且這期間只吃了一個面包。“這孩子其實挺聰明的，不是家長出國缺乏管束也不會走到今天這一步的。”辦案民警談到小強的情況時不無遺憾地向記者介紹說。
這期間，小強始終低著頭，面無表情。
“你想父母嗎？”記者問小強。
“他們剛出國的時候想，後來也不想了。”小強低聲地回答著。
“他們回來過嗎？”
“沒有。”
“他們常打電話嗎？”
“每個月都要打過來兩三回，而且每次都嘮叨起個沒完。”
“你爺爺奶奶知道你逃學、上網吧的事嗎？”
“知道，可他們管不了我。但他們每天只給我5元錢的零花錢，我爸爸媽媽每年都寄回來七八萬(元)，可他們不給我，要不(我)也不能去偷。”說到這兒，小強的語氣中有些埋怨，語氣中明顯帶著不滿。
辦案的民警告訴記者，小強的爺爺奶奶也挺不容易的，小強的爺爺是腦血栓後遺症，生活不能自理，奶奶要照顧病人，還要教育小強，無論從體力上還是精力上都難以勝任。
“留守孩子”與“5+2=0”現象
小強的經歷讓人惋惜，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像小強這樣，由于缺少父母關愛和監督，出現行為偏差，甚至走上犯罪道路的的“留守孩子”絕非個別。
2004年8月，哈爾濱市婦聯兒童部進行了哈市家庭問題的專題調研，其中有關“留守孩子”的教育問題，就是此次專項調研的一個重要內容。據兒童部部長焦魯藝介紹，“留守孩子”是指那些父母雙方或單方長期在外打工、經商，將孩子交由父母一方或親屬撫養的未成年人。從調研的情況看，“留守孩子”主要有兩類，一是農民工子女，他們的父母在國內打工；二是父母在國外打工，出去短則四五年，長則一二十年，把孩子寄養在學校或親屬家裏。從年齡段上看，“留守孩子”大部分正處在7∼14歲的青少年階段。
在談到“留守孩子”存在的問題時，焦部長告訴記者，這些孩子年紀小、自治力差，在長期遠離父母的情況下，他們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會出現一些問題，表現為沉默孤僻、冷漠、不易溝通，甚至有些孩子出現打架、鬥毆、小偷小摸的不良行為。而且在調研接觸到的數千名“留守孩子”中，而且三分之一的人學習成績很差，在情況嚴重的地方，厭學、逃學甚至輟學傾向比較明顯。而教育專家所說的“5＋2＝0”現象在“留守孩子”中普遍存在。即孩子在學校接受教育5天，雙休日回到家無人管教，學校這5天的教育效果喪失殆盡。
記者在與一些中小學老師交談時了解到，在後進生當中，“留守孩子”往往佔了很大比例。一位老師為記者歸納了“留守孩子”容易落下的一些毛病：讀書上進的觀念淡薄，認為讀書無用；一些外出打工的父母常常會因為不在孩子身邊而對孩子產生負疚心理，在物質方面盡量滿足孩子的要求，卻沒想到孩子因此容易養成亂花錢、擺闊氣的陋習；一些孩子還因為沒了約束，養成自由散漫的習氣，時間觀念差，愛遲到、曠課，喜歡進桌球室、網吧和遊戲廳；性格沉默孤僻，當長輩和老師對他們進行批評教育時，他們往往用出走、自殺等過激行為方式來回應……
誰來管束“留守孩子”
父母外出經商、打工，誰來擔負對“留守孩子”的管教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教育“留守孩子”的重擔，往往由一些年過半百、文化水平較低的老年人來完成。比如：賓縣二中85名農民工子女都是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帶的。阿城朝鮮中學是一所包括小學、初中、高中的完全學校，全校1100名學生中有40%的學生家長雙方都去了韓國打工，而教育孩子的重擔大部分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承擔。
提起老年人對“留守孩子”的管教作用，賓縣二中的陳校長坦言，在農村，年邁的祖父輩老人大多是文盲，他們在教育隔代人上，大多是停留在保證吃飽、穿暖的層面上，至于對孫輩的教育，那些老人根本沒這個能力。採訪中，阿城朝鮮中學金貞子老師告訴記者，她的班有40多名學生，父母都在身邊的還不到10個。開家長會時，來的大多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他們聽不懂老師的話，更無法和孩子交流，家長會很難起到應有的作用。一位老師更真白地告訴記者，“留守孩子”的教育是塊燙手山芋，父母不在身邊，萬一批評後出了事情責任誰來擔？老師也怕害怕，所以對那些“留守孩子”的教育通常是“點到為止”。
“留守孩子”期待關愛工程
聽說記者要採訪“留守孩子”的教育問題，一位在韓國與丈夫打工10年的金女士找到了記者，她流著淚告訴記者：“我和丈夫出國時兒子才6歲，出國10年裏，我們只回過3次國。在國外我和丈夫省吃儉用、幹著最臟最累的活兒，就是為了讓孩子過上好日子，以後有出息，我們甚至打算供他出國留學。去年我們回國了，卻發現孩子早就輟學了，天天在社會上混，進網吧、上夜總會，整日吃喝玩樂。去年我們花2萬元把孩子送進了哈市一所全封閉的貴族學校，可不久，孩子就因為與同學打仗被學校開除。我和丈夫也試圖對孩子進行教育，可根本無法溝通，現在我一說到孩子的事就想哭，我們夫妻倆付出了那麼多，換來的竟是這樣一個結果，我們心痛呀！”
金女士的經歷讓人心痛，但很多出國打工的父母有著類似的傷心體會，談到解決的辦法時，焦魯藝部長認為，“留守孩子”的教育、成長問題已經成為當前社會轉型期一個獨特的社會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全社會關注、參與。她建議各級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門因地制宜，在兒童集中的地方有計劃地籌建幼兒園和寄宿制中小學，讓“留守孩子”得到應有的教育、管理與關愛。而在這方面，一些省份已推出了好的措施，比如：江西省已經推出了“留守孩子關愛工程”，通過各鄉鎮、各學校建立“三知、三多、三溝通”的新機制。“三知”，即知留守孩子的基本情況，知代管人的基本情況，知孩子的父母外出務工的去向及聯係電話；“三多”，即多與留守孩子談心交心，多開展一些人文關懷的集體活動，多到留守孩子家裏家訪；“三溝通”，即教師定期與留守孩子的父母溝通，定期與留守孩子的代管人溝通，定期與校外義務輔導員溝通。並聘請有威望的老黨員、老教師、老幹部等“五老”擔任校外義務輔導員，創辦“留守孩子”托管中心，解決“留守孩子”心理和生理上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