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黨和政府歷來非常關心農村教育，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溫家寶總理表示，從今年起，免除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農村義務教育階段貧困家庭學生的書本費、雜費，並補助寄宿學生生活費。到2007年，在全國農村普遍實行這一政策，使貧困家庭的孩子都能上學讀書。此後，各省也陸續出臺了一些配套措施，扶持農村教育發展。
然而最近半月談記者在河北省採訪時發現，部分地方農村教育的狀況依然不容樂觀：由于教育費用高昂，許多孩子被迫輟學；由于教育經費被擠佔、挪用，一些學校舉步維艱。這些觸目驚心的現實，在無聲地鞭策著有關部門：落實扶持農村教育的政策腳步還要更快一些，措施還要更得力一些，畢竟還有許多孩子不得不告別心愛的學校，他們無法也不應該再含淚等待！
讓子女通過上學改變身份和命運，是千千萬萬個農民家庭最大的心願。許多農民告訴記者，目前，教育已成為他們最沉重的負擔。如果家中有兩個孩子，那麼，昂貴的教育支出，就會迫使他們不得不做出人生最為艱難的抉擇：保一個孩子上學，強迫另一個輟學。這種辛酸，被農民們形容為“對手心手背的痛苦取舍”。
父親心中永遠的痛：兩個兒子，兩種命運
對于農民王洪印來說，最讓他自豪的是兒子，最令他心酸的還是兒子。當說起剛剛考上大學的大兒子時，他眉飛色舞，滿面笑容；當說起已經輟學的小兒子時，他又一臉的悲戚和悵然。
王洪印是河北省故城縣青罕村的一名普通農民。他告訴記者，他這輩子最大的願望，就是孩子能考上大學，跳出農門。去年９月，他的心願實現了———大兒子考上了省內的一所大學。可是，與此相關聯的，卻是小兒子在上初中時就被迫輟學。
王洪印家有7畝地，種莊稼一年大概能收入五六千元。他每年農閒時外出打工，可以掙3000元左右。在大兒子上高中時，家裏供兩個孩子上學就已經緊巴巴的。這時，剛上初三的二兒子對父母說：以咱家這條件，即使我考上了高中也供不起，不如我出去打工，供哥哥好好讀書吧。面對懂事的孩子，經濟拮據的父親沒有堅持，答應了他輟學的請求。
如今，王洪印對二兒子滿懷愧疚。他對記者說，二兒子的學習成績一直比大兒子好，如果給他機會，應該能考上個更好的大學。但這個機會可能這輩子都沒有了。
離王洪印家不遠，是付更生家。付家的情況是王家的“復印版”：一個孩子上了大學，一個孩子離開了中學。付更生每次和王洪印聊天，總愛說：“誰家有孩子上學，誰家知道困難”，王洪印沉默地點頭。王洪印說，在他們這一帶農村，供一個孩子勉強，供兩個孩子肯定供不起。
王洪印家住著20年前蓋的房子，到現在還沒有頂棚。他無奈地說，先不說蓋新房子，即使是裱一個頂棚，也得等孩子畢業以後才能緩過手來。
“手心手背”割舍哪個
王洪印家的故事並不特殊。記者採訪發現，由于教育費用高昂，在農村尤其是較為貧困的農村，許多農民像王洪印一樣，在割“手心肉”還是“手背肉”中做出了痛苦的選擇，而孩子們的命運也因此有了天壤之別。
望都縣固店鎮十五裏鋪村，是個典型的人多地少的村子。村民付盼福全家四口人，人均只有１畝多耕地，基本靠他打工為生。付盼福說，由于供兩個孩子上學太吃力，大兒子16歲初中沒畢業就退學去呼和浩特打工了。二兒子今年剛上初一，住在學校，為了省飯費，每天中午都跑回家吃飯。
說到動情處，40多歲的付盼福竟像孩子一樣哭了。他對記者說，他知道這樣對老大不公平，也並不是偏向老二，手心手背都是肉，做出這種選擇實屬無奈，他一直覺得對不起老大。孩子從呼和浩特寫回的信中說，在餐廳打工的同事都叫他“小不點”，因為他在那兒年齡最小，還是個孩子。付盼福哭著說：“讓這麼小的孩子出去打工，這不是父母造孽嗎？”
作為教師的袁希軍對當地農民的這種選擇非常理解。他是故城縣饒陽店鎮東曾小學的教導主任，女兒今年剛剛考上研究生，兒子初三畢業後就退學了。他說，盡管當初兒子是因為沒考上高中才退學的，但現在想來，兒子當初若考上的話，那麼現在輟學的就會是女兒，兩人同時上學是不可能供得起的。“我每月至少有700多元的固定工資收入，家中還小有積蓄，即使這樣也不敢保證能供得起兩個孩子，何況一個土裏刨食的農民！”袁希軍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