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鵬程著作：《近代思潮與人物》

龔鵬程

    我主持過出版社，操作過報紙，也參與過電視、電影劇本的創作，30出頭就擔任了臺灣古典文學研究會的會長，推動文學研究的改革，建立客觀的論學規范，擺脫人情、門派、輩分，不知得罪了多少人。

    前不久，臺灣學者龔鵬程的《近代思潮與人物》一書由中華書局出版。作為一個著述頗豐的學者，龔鵬程的求學、治學以及先後擔任南華大學、佛光大學校長，近年來輾轉于內地學界的經歷頗為豐富和獨特，近日，本報記者採訪了他。

    名片

    龔鵬程 江西吉安人，1956年生于臺北。曾任臺“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的文教處處長，“國文天地”雜志社總編輯、中國晨報總主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理事長、學生書局總編輯等。研究領域廣泛，著有文史哲論述數十種，散文集詩集若幹種。先後擔任南華大學、佛光大學校長。現任職于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

　    不良少年：偷書、打架、讀《論語》 　　

    我上小學一年級成績不錯，直接跳到了三年級。三年級的一個老師看我很聰明，就到我家裏來，對我父親說，你這個小孩不錯，就是太調皮了，我看你這個家庭也很貧困，恐怕你也沒時間督促他，就把他交給我管好了。從這開始，我每天晚上就要到他家裏讀書。寒暑假也不放我出去玩。先讀《孟子》，然後讀《論語》。我讀《孟子》蠻有趣的，開始是大段大段背，然後揣摩它的意思，老師再大致講解一下。我背這些東西覺得很親切，養成了讀這些東西的習慣。之後，我還胡亂讀了《易經》和一些古典詩詞和章回小說。

    由于買不起書，我通常都到書店看，還經常偷書。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有一次偷一本《中國歷史故事》被店員發覺，被罰跪在店門口，一直跪到書店打烊。後來，我的偷書技巧有了長進，就沒被抓到了。上中學之後，我偷到一本很薄的書《二十四腿擊法》。這本書我以前在書展上看到過，覺得很有意思。因為小孩打架的時候，總是靠手，這本書專門教人用腿的方法。我按照書上面的方法練習，並找一些同學一起練習。從這以後，我就有意識地找一些武術秘笈來看。此外，我還經常在早上去公園看別人練功夫。

    這時臺灣社會風氣不太好，很多幫派爭鬥還存在，他們也會吸收一些青少年入派。青少年之間為了搶地盤，經常火拼。所以中學生喜歡結群，好勇鬥狠打架，我也染上了這種習氣。在跟別人打架的過程中，打傷別人，被別人打傷是常事。所以，我的成績不太好。

    回頭來看，練武使我養成了很多好的習慣。首先是找書，找資料。第二，中國武術並不是單純的練功和打架。通過武術，必然會了解到中國的許多宗教，此外，武術和醫學也有關係。比如，我練鐵砂掌，一定要用藥洗，我參考了很多藥方子，做了一點變動，讓我的徒弟們嘗試。還有各種跌打損傷藥，也都是自己配。練點穴、拿穴，需要對經脈有認識，因此涉及到了中醫。另外還涉及到了中國幫會史。

    由于練武，我與民間人士交往比較多，對幫派的實際運作有些認識，這影響到我做人的習慣。至今，我與三教九流的人都有交往，我對武俠文學長期關心，寫過《俠的精神文化史》。

    有志青年：大一注《莊子》

    到高三的時候，我在“放牛班”。1973年，我僥幸成為全班惟一一個考上大學的人。我考上的本來是外文係，但我覺得自己應該讀中文係，就直接轉到了那裏。因為一起打架的朋友都不在一起了，所以也沒有機會放蕩。

    到大學以後我給自己定了一個研究計劃。大一的時候，我讀莊子，把學校裏所有跟莊子有關的書全部借來，把市面上能夠找到的和莊子有關的書統統找來，自己注莊子。莊子總共33篇，我自己真正注成的有十幾篇。在次過程中，又涉及到文字，聲韻，訓詁。

    大二的時候，我寫了一本《謝眺詩研究》。大三的時候，我野心更大了，寫了一部《古學微論》，對先秦的學問進行了分析，把先秦的所有文獻都讀了一遍，然後建立中國古代學術史的一個圖像。這本書我寫過三稿，最後寫定的有二三十萬字。大四的時候，我寫了一本《近代詩家和詩派》。清理了一下晚清到“五四”這樣一個轉折期間的詩歌。

    正是從大學起，我養成了一個習慣，就是每年找一個大題目，然後自己做研究，解決問題。我每年要寫六七十萬字，到現在快四十年了。

    到碩士班以後，我延續了很雜的學術途徑。我的碩士論文是做《五經正義》，特別對《易經》做了研究。碩士畢業以後，我發現自己對西方現代社會和思潮沒什麼了解。因為大家都說我會寫文章，所以我的第一個工作是擔任了校長張建邦的秘書，同時讀博士，1983年以做江西詩派的論文拿到了學位。

    給張建邦做秘書對我幫助很大，因為他講的是未來學，所以有超越現代化之後的觀點。這些觀點和我原來涉及的歷史學會很奇妙地結合起來。所以，我後來地研究和傳統的文史係的學者不太一樣。

    我博士畢業後，惹出了一些事情。例如那時寫過一篇文章，檢討臺灣的博士教育。認為研究風氣太壞，很多教授一輩子不做研究，只是照本宣科。研究風氣不蓬勃，當然導致研究成果有問題。各個學校像門派一樣有師承傳統，成成相因，沒有方法意識，也沒有問題意識。我提倡一種能夠找到問題，發展出方法的新型態研究，把當時所有的博士論文拿出來批了一通，結果把所有的博士全都得罪了。有報紙用頭版大肆報導此事，視為改革英雄。學界則一片嘩然，我老師們都大罵：“反了，反了，這不是紅衛兵嗎？”

    我在學界結仇甚多，許多人對我恨之入骨，即與這類事有關。我主持過出版社，操作過報紙，也參與過電視、電影劇本的創作，30出頭就擔任了臺灣古典文學研究會的會長，推動文學研究的改革，建立客觀的論學規范，擺脫人情、門派、輩分，不知得罪了多少人。

    另類校長：培訓葬儀社

    博士畢業的時候，我對世界高等教育的模式，大學的慣例和行政等方面已經研究很久了。後來辦大學上手很快，很容易就看出了效果。1993年，我開始籌辦南華管理學院。

    有一天，一些葬儀社、棺材店的人來找我，說龔校長，你能不能幫我們開一個班，我們這些殯葬業者都想進修。我說，“殯葬這些東西我不會呀，開這個班有必要嗎？”他們說你不了解，現在每年死的人數基本是固定的，經濟不景氣，因為破產自殺的人就更多。每死一個人，不算看風水、找墓地，就是很簡單的燒了，做一個遺體告別儀式，都要三五十萬臺幣，所以產值很大。但是，這個行業臺灣政府不管。因為沒人管，又是暴利，所以有很多不規范的地方。他們想提升社會形像，所以想我們幫他們開課。我就結合佛教、道教、儒家，以及一些民間的殯葬禮儀，從屍體的處理，到儀式舉行，傳授給他們相應的知識。這個班後來影響很大，葬儀社的人把我們頒發給他們的證書挂在墻上，以示自己受過訓，比較正規。後來，他們還成立了一個殯葬管理學會，來推行從業人員的訓練。

    當時傅偉勳先生在美國任教，有一次，我提出想請他來籌設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他說跟美國那邊有協議，如果來了，損失很大。我跟他說，你如果到佛光，我可以一次支付你十年的薪酬，1500萬臺幣。但傅太太說，這樣一大筆錢，要交很多稅。我們商量之後，決定300萬的稅也由學校代交。就這樣，我們達成了協議，並把1500萬臺幣支付給了他。不料，傅先生查出了癌症，沒等到到我們學校來任教就過世了。

    表面看來，我們在這個事情上很虧，但實際上不然。古代有千金買骨的故事，說的是一個人花了很多錢買了一匹千裏馬的遺骨，後來，很多人都把好馬送到他那裏。我們聘傅偉勳也起到了這個效果。

    因“烤羊事件”去職

    辦南華大學之前，我們一直在籌辦佛光大學。在辦南華大學的同時，佛光人文學院的籌建並沒停止，這所大學是建在一座山上，僅整平土地，鋪設底下管道，就花費了10億臺幣。2000年，佛光大學開始招生，我們先設了7個研究所，招的是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我這樣做的目的是，首先可以聚集到一批很好的師資。

    我聘請老師完全是靠我跟這些學者之間的交情和禮遇，而不是錢。我和許倬雲先生之前就有交往，他從美國回臺灣的時候，我到南港去找他，請他到學校來住一段，體會一下。我們學校在山上，雲霧繚繞，還能俯視太平洋。他覺得環境不錯，每年回來講講學也不錯，就答應了我的聘請，到佛光的歷史係任教。

    我離開大學校長這個職位說起來很偶然。我辦過一個活動，在活動尾聲，參與者在校園內烤全羊。有關的報導引發捐款蓋校的信徒嘩然，不能接受在佛教團體創辦的學校內，出現殺生烤肉的場景。就來學校抗議，聲稱要拒絕捐款，這就是轟動一時的“烤羊事件”。後來，董事會想找一位他們的信徒來做。學校老師竭力反對，覺得這個信徒與學校沒有關係，在學術界也沒有任何資源。兩邊越鬧越僵，在報紙上攪和了很久。我覺得越來越沒意思，因為把我也攪和進去了。因此萌生了去意。剛好北大的湯一介先生來找我做蔡元培講座，我女兒也考上了北大的碩士，這樣，我就來到了內地。每年在北大、清華、北師大任教。(口述：龔鵬程 採寫：記者 張弘 攝影：記者 郭延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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