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新學年伊始，扶貧助學便成為教育“四季歌”中一段悲情旋律。有的高校讓申請貸款的學生當著全體同學的面痛陳貧寒家境，有的高校“貼標簽”似的給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發同樣的用具。與此同時，民間捐助活動也頻頻出現在屏幕上，企業家們慷慨解囊，受助學生感激涕零……
一定要這樣展示貧困嗎？一定要用鏡頭來校驗受助者感恩的眼淚嗎？
曾經在一戶農家看到一份揉皺了的長長的賬單，記錄著２４筆從親朋好友處借來的錢，最少的一筆才５０元。這家人多方舉債，就是怕考上大學的孩子入學後遇到類似的尷尬。
在國家助學政策體係日臻完善、民間助學熱情日益高漲的大環境下，為什麼還會出現這樣的情形？我們的扶貧助學還缺少什麼？我以為，還缺少一份溫情——一種情感上的體諒和態度上的寬仁。
從救助倫理上講，強求別人暴露貧困是欠厚道的。貧困，不單是物質概念，還涵蓋隱私、尊嚴等精神要素。“貧困是貧困者獲助的權利”，學校在實施助學方案時，應盡量做得更體貼、更人性化一些，至少，不要讓受助者感到是在接受施舍。
讓助學充滿溫情，在解決物質貧困的同時，照顧到精神的自尊，應該是扶貧助學的更高追求。按照這一追求，時下在民間助學方式上，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前些年，人們對慈善事業還比較陌生，助學多是“一對一”的方式。“一對一”有兩個弊端：一是隨機性大，被媒體報道的學生得到了高額資助，默默無聞的學生卻可能得不到資助；二是難免夾帶個人因素，施恩與感恩又往往難以同步，有時不僅挫傷助學者的積極性，也傷害受助者的自尊心。
那麼，什麼方式更有利于民間助學資金公平分配，更有利于受助學生身心健康？前不久在新教育實驗第七屆年會上，全國政協常委、新教育實驗倡導者朱永新提出的一個新概念——“盲助”，讓人眼前一亮。
“盲助”有兩個益處：資助者不知道學生的姓名，並不會減輕愛心的分量，反而會使這悲憫的力量延續得更長；受助者不知道恩人是誰，也不會減損助學的效果，反而會減輕心理負擔，用感恩的心回報更多的人。也曾家境貧寒的中國農大校長陳章良，是恢復高考那年從福建一個小漁村考出來的，大學期間他飯量大，常常不到月底飯票就用光，每當這時，他就發現自己的書頁中會夾幾張飯票，問起同學，都說不知道，餓飯的問題就這樣輕松解決了。他說，這份默默的溫情一直激勵著他努力工作、回報社會。
民間資金是扶貧助學的有力補充，當然多多益善。眼下要做的，是盡快建立長效的助學機制，採取優惠政策鼓勵愛心捐助，建立法律法規保證捐款規范使用，使民間助學制度化、日常化，使有愛心、有財力的人放心地把錢捐到相應的慈善基金代理機構，實現“盲助”，讓更多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從社會回饋制度中直接受益，讓他們感受到整個社會大家庭的溫暖。
有言道，靜水流深。當扶貧助學成為我們身邊的一件平常事，當施善與受助的人都懷有一顆平常心，這種助學才更真摯、更深沉。（溫紅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