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學術規范委員會近日在校園網上公布對復旦３起學術剽竊事件的處理建議，復旦被認為有勇氣“自揭家醜”
新聞調查 復旦大學自曝“2007年第1號”學術抄襲事件始末
復旦大學不久前對三起學術違規事件進行處理，再一次引起了教育界與學術界以至社會的議論紛紛。
在所有的議論中，筆者注意到一種十分強烈的聲音，即質疑當前的學術評價體係，並認為違規的教授、學生其實也是受害者。
指責當今的學術評價體係“逼良為娼”的聲音，其實早在幾年前就出現了。但是，為什麼這種“讓好人變壞”的制度，卻依舊在高校生長，並沒有由此進行改革呢？分析這背後的原因，很多人可以指出高等教育的行政化、學術評價的功利導向，但在筆者看來，這些根源已經盡人皆知，而無法改革現有學術評價體係的原因，恰恰在于普遍存在的“受害者”情結。
高校領導認為自己是“受害者”。諸多高校領導認為，自己也是在努力辦好學校，很多被社會定義為“墮落”、“造假”的事情實在是身不由己。比如，不按行政管理部門的評估要求，做足表面文章行嗎？這不但關係到學校的形象、聲譽，還影響到學校的辦學經費，進而影響教師待遇與辦學條件；比如，不去巴結、討好上級領導部門行嗎？上級領導的喜好、親疏，往往就決定學校能否進入某個政府項目，獲得某項政策支持；還比如，不對教師進行量化考核行嗎？沒有量化考核，學校拿什麼去向社會交代，去獲得政府的進一步投資？
學校教師也認為自己是“受害者”。不少媒體在報道一些學術違規的學者時，都會探討其“變質”的歷程，最後得到結論，是自身放松了價值觀的改造，同時深受制度之害。比如，晉升職稱，要求有多部著作和論文、多項課題，按照一般規律，這根本不可能達到，怎麼辦？只有抄襲、拼湊、造假、走後門、搞關係。要是課題不能申請到，職稱晉升不了，待遇無法提高、福利無法提高、不能招碩士、不能招博士，學校中無地位，家庭都有可能不保。
這種“受害者”情結，一方面讓不少高校領導與教師，為自己不能安心辦學、安心學術找到了充分的理由，他們一邊抱怨現行的體制，一邊心照不宣地“墮落”與“造假”，明規則基本不執行，而潛規則大行其道，甚至將潛規則上升為明規則。另一方面，每一個“受害者”，都以“同病相憐”的心態，對待“受害”、對待“變質”。在經過一番不解決實際問題的爭論之後，原來的體制依舊存在，大家甘願繼續“受害”。
學術評價體係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但是，這並不能成為“受害說”的理由。如果所有學校領導均不把辦學作為短期行為，而是注重長期的辦學質量，那麼，行政管理之風能侵入高校如此之深嗎？如果所有教師都老老實實做學問，那麼學校的指標考核還能玩得那麼歡嗎？
誠然，這樣的要求，對于校領導、教師來說，可能有點不切實際，在一個世俗的社會裏，個人很難抗拒現實利益的誘惑，而且當其他學校、其他人都那樣做的時候，特立獨行者往往會被淘汰出局。但實際上，我們依然在大學內看到一些堅守學術底線，保持學者操守的人，他們不唯名不逐利，從眼下看，他們很吃虧，不受重視，而從長遠、從歷史看，他們則可能成為未來能被記錄下來的眼下這個時代真正的大學精神的傳承者。
不唯名不逐利，可以讓我們抗拒“受害”，同樣，也只有從大學長遠利益出發，舍得犧牲短期利益，以公正的態度來處理今天已發生的“受害”事件，才可能重建秩序與制度———這樣的制度可以確保、鼓勵大家安心辦學、安心學術———我們可以想象，這一過程會是多麼復雜與艱難，牽涉的人可能很多，影響面可能很廣，但是，如果我們不邁出這一步，大學終難健康發展。
在筆者看來，死死揪住每一個學術不端事件，嚴格查處所有與其相關的人與事，並由此深入反思制度設計的弊端，是我國教育界、學術界能回歸純凈的最好突破、最好契機。我相信，很多人士也會有同樣的期待，他們期待學術評價體係的改革，能以嚴厲懲治學術不端事件為突破口，並由此構建符合學術規律的學術管理體係。令人遺憾的是，教育界與學術界還缺乏這種勇氣，因為大學裏的一些領導，他們自己也是“受害”者。
暗流涌動的潛規則，催生了各種亂象，破壞了自由競爭的法則，無益健全的市場機制形成。對于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最好的辦法，同樣是抓住一個事件不放，嚴查相關人員，並在這一過程中，構建不讓大家再變壞、再受害的制度。（熊丙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