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有兩大青年群體在城鄉接合部聚集，一是本地青年，他們因擁有房租收入而衣食無憂，但精神生活卻極其貧乏；二是外來務工青年，因這裏的房租等生活成本低而棲息，他們還在為生計艱難奔波，為社保、子女上學問題焦急，有的甚至行走在法律邊緣。這兩大青年群體都難以融入現代都市文明中。
他們需要統籌城鄉政策的陽光照進現實，更需要文化、精神，甚至心理上的援助，更需要素質的全面提升。
行走在城市邊緣
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周邊，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形成了一個個都市邊上的村莊。這裏原本是郊區，屬于農村，但隨著城市的延伸，這裏便成了“城中村”。
雜亂無章的自建平房，春日裏狹窄泥濘的小巷，冬日裏四處冒著濃煙的煙囪，在人們的印象中，城鄉接合部就是臟、亂、差的代名詞，是個藏污納垢之地，是治安案件的高發地，是民工和“三無”人員進軍城市的前沿。
在這裏，城市和鄉村倣佛是分不清界線的，它們融在一起。但在董戰武和他老鄉的眼裏，這個界線又是分明的，在他們眼前，那個觸手可及的城是有形的，是有城墻的，高高聳著，讓他們無法進得“城”去。
“我們這樣的人保障在哪裏啊”
2006年5月，27歲的董戰武從甘肅平涼來到烏魯木齊打工，來之前聽人說烏魯木齊是個移民城市，這裏不像其他地方那麼排外，如果混得好，說不定可以成為城裏人。
“成為城裏人！”抱著這個夢想，董戰武拎著兩個大塑料行李包走上了開往烏魯木齊的火車。
“哪裏租房便宜些？”他的頭發蓬亂地直立著，操著帶有甘肅口音的蹩腳普通話，向附近商店打聽。
“去大灣吧，那裏都是自家蓋的房子，環境差些，房租便宜。”
大灣，過去是烏魯木齊縣的一個鄉，幾年前“撤村建居”了。在大灣，董戰武順利地租到了一間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屋裏只有一張床，一個小櫃子，每個月120元，這個價格他還可以接受。他是個瓦工，在建築工地幹砌墻、抹灰的活兒，每天一般能掙120元,由于新疆天氣寒冷，冬天不能施工，一年能幹足8個月的活兒，有兩萬元左右的收入。
在找工作的頭幾個月，董戰武有些納悶：在其他城市都有正規的民工市場，包工頭來招人時，都會簽一個勞務合同，其中附帶一份一元的急救工傷保險。但在這裏，農民工兄弟們很少聽說保險的事，他們覺得只要有活兒幹就成。
然而，董戰武擔心的工傷賠付問題，還是在自己身上發生了。
2007年8月，董戰武在二道橋附近新建的一個樓盤做工，當時他正在四層專心地過大梁、抹灰，樓下的工人正在貼保溫板，樓上也在施工。突然，一塊30厘米厚的木質夾板從樓上掉了下來，直砸向董戰武的左肩，他頓時被巨大的壓力衝倒，掉進旁邊的綠色防護網裏，鮮血把整個左肩染得通紅，刺骨的痛使他臉上沁出大顆汗珠。
工地負責人立即將他送往南湖醫院治療，檢查結果是鎖骨骨折、三根肋骨斷裂，住院共花了2320元。就在董戰武想著“自己本來就是幹體力活兒的，受這麼重的傷，這以後可怎麼辦啊”時，包工頭已經擬好了一份責任書，上面寫著：董戰武此次安全事故由于本人未係安全帶所致，事故完全由自己造成，現賠付醫藥費1．1萬元，後續問題與本單位無關。
董戰武氣極了，他們就這樣輕易地劃清責任了，在工地上幹活係安全帶是個常識，誰會拿自己生命開玩笑，他們違反了不能三層同時施工的規定卻只字不提。看他遲遲不表態，包工頭威脅說，“如果不簽責任書的話，醫藥費也要自己付。”“這不是要命嗎？”無奈之下，董戰武在公證處公證下簽了責任書。
半年來，每次一變天，他的左肩就開始酸痛，重一點的體力活兒也不能幹，他長久以來賴以生存的瓦工技術只好暫時放棄。現在他連做檢查的費用都沒有，沒人管沒人問，只能在小屋裏靜靜養傷。
有時候，董戰武也會納悶，即便自己覺得和城市人穿得一樣好，別人還是一眼就看出他是個外地農民工，在城裏，說話的口音、表情、動作，似乎都成了被歧視的理由。
但這些，還都不是他最關心的，他困惑的是，同樣是人外地農民工的權益難道真的一點兒都不能予以保障嗎？那些高聳入雲的大樓，哪個離得了這些建築工人，可誰又想到那些工傷事故葬送了多少農民工的權益，這些原本靠體力吃飯的農民工以後該怎樣生存？可是，這些卻從未有人過問。
有人告訴董一件前不久發生在烏魯木齊市的事：一位從湖北來烏魯木齊市打了12年工的農民工，5歲的兒子在市區一家托兒所被摔成“十級傷殘”，當他到當地法院起訴後，法院按“農村居民”的低賠償標準判決，他的孩子只獲賠5300多元，與“城市居民”的賠償標準相差上萬元！
而前不久在報上看到的一則消息——城鄉居民病有所醫同享醫療保障，更讓董戰武內心不能平衡，城裏人有醫療保障，農村人也有了醫療保障，而自己現在是哪的人，他自己也搞不清楚。算城裏人吧，沒有城裏戶口；算農村人吧，自己又沒有土地。
“我們這樣的人保障在哪裏啊？”董戰武感嘆。
城市邊的孩子，上個學咋就這麼難呢？
37歲的蔡長春是董戰武的老鄉，也在大灣租房住，他和兩個孩子住在一起，一直靠在商店賒賬度日。
2月3日這天，已經給他賒了300多元賬的小商店沒開門，原本可以每天在老鄉商店賒五毛錢一包榨菜的願望泡了湯。
頭天在饃店賒的20個饅頭還有一半，長得虎頭虎腦的兒子小軍拿起一個饅頭狠狠咬了一口，邊吃邊說：“饃饃最香了！”說著，用手使勁地在一個有些榨菜殘渣和些許紅油的碗上擦了一下，把蘸著殘渣的饃塊嚼得津津有味，碗底抹亮了，又把饃饃全部掰成小塊放進碗裏，用開水泡著“呼呼”地一頓狼吞虎咽。
兩個孩子沒人管，在工地做小工的蔡長春不敢走遠，只能在附近找些零工幹，最近他和老鄉董戰武承包起了大灣社區的冬季掃雪任務。
蔡長春永難忘記的一天是去年的6月19日,那是大女兒蘭子的8歲生日，妻子中午出去上班前，換上了他花300多元給她買的新牛仔褲、皮鞋、花襯衫和皮革包，蔡長春還囑咐著晚上早點回來給女兒過生日。
下午，蔡長春買了幾斤羊骨頭，還有胡蘿卜、洋蔥、大蒜、生姜等，在家裏燉起了骨頭湯。
晚上9時了，妻子沒回來。11時，蔡長春跑到車站接老婆，在車站等到次日淩晨2時，還是沒見到人。
第二天，他跑到妻子工作的超市，經理說這裏一直就沒這個人。
蔡長春懵了，妻子這兩個月說上班原來都是騙人的。一連幾天沒音訊，後來傳出，妻子跟一個四川打工仔跑了。
他每天都急得睡不著覺，不是想妻子，而是兒女一個9歲、一個7歲，都到了入學的年齡，卻上不了學。
他跑遍了附近的小學，借讀費一學期最少都要500多元，兩個孩子一年就要2000多元,他哪來這麼多錢啊！
蘭子看到平時一起玩兒的夥伴每天背著書包上學、放學，心裏很羨慕，她總是搖著蔡長春的肩問：“爸，我啥時候能上學？”
面對女兒渴求的眼神，蔡長春只好騙她說老家教學質量好，今年就把你送回去念書。
有了這番承諾，蘭子不再纏著父親不放了。
可蔡長春實在想不明白，城裏的孩子可以享受國家9年義務教育，農村的孩子也可以享受國家的這個政策，為什麼生活在城市邊上的孩子，就沒人管了呢？上個學怎麼要花這麼多錢，這麼難呢？
蔡長春心裏清楚，甘肅——自己的家鄉，那裏已經沒有他的容身之地。不要說土地，就連自己住的窩也已經沒有了。
父母早已過世，家裏3孔舊窯洞被整日遊手好閒的哥哥以2000元的低價賣了，雖然有20年沒回家了，但聽同鄉說，家鄉好多人都蓋起了樓房，蔡長春給自己算了一筆賬，回去的好處是，孩子的借讀費免了，可以真正享受9年義務教育。
但回家“吃飯沒鍋、睡覺沒窩”，批個地皮至少要4000元，蓋三間磚房也得兩萬元，環視至今仍租住的10多平方米的小房間，他砸鍋賣鐵也拿不出這些錢來。
再說，他也不願意離開城市，畢竟外出那麼多年，讓他再回去種地，他覺得並不合適，在他的腦子裏，回家也要“衣錦還鄉”，不能就這麼灰溜溜地回去。
他們原本也是用煤氣做飯，但自從去年11月煤氣灶具被人偷走之後，他再也沒為孩子們做過飯，每天都是饅頭、榨菜湊合，孩子正在長身體，每天吃這些營養跟不上，“要是孩子生病就更麻煩了。”
孩子們換下的臟衣服被蔡長春用腳踢到門邊，買洗衣粉的錢沒有，他不敢在商店賒，因為這不是最緊要的，商店老板天天見、天天催他還錢，他沒事都不好意思出去，“現在就等著發掃雪的錢還賬呢！”
蔡長春前幾天幫附近的一個人家壘了一天磚，掙了50元，這是他最近一個月來的唯一收入，他花20元給自己的手機充了費，一個朋友沒錢讓他幫著充費，他就代充了，剩下的10元，他帶兩個孩子去吃了兩份炒面。
熟悉他的董戰武罵他：“不吃飯也要裝個賣面的！”
蔡長春現在是吃了上頓沒下頓，孩子上學更是沒邊的事，他自己也不知道對孩子撒的謊要延續到什麼時候。
他最近聽人說，市政府對外來工孩子上學有了新政策，在烏魯木齊市中小學就讀的農民工子女，和其他學生一樣享有同等權利，不用交納額外的借讀費用。
別人告訴他，政府為保證這些農民工子女順利上學，頒布了《關于農民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實施意見》，明確規定農民工子女在相對就近的公辦中小學就讀並免收借讀費，對家庭特別困難的學生酌情減免雜費。
蔡長春對這將信將疑，但他更願意相信這是真的，他希望政策的陽光，早一天照到自己孩子的身上，也好圓了自己對孩子們撒的謊。
“唉，孩子要是沒學上，以後也和我一樣沒出息，但我不想讓孩子沒出息，做夢都想讓他們上學識字，可為什麼就這麼難呢？城市真的不屬于我嗎？我真的不屬于這個城市嗎？”蔡長春一個勁兒地念叨著。
(實習生 王雪迎 本報記者 劉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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