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章縣文物局的無奈──關于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區可樂文化遺址遭到破壞的調查
日前，貴州省赫章縣文物局的同志給本報寫信反映，他們在對境內國家級文物保護區──可樂遺址開展保護工作的過程中，遇到了種種困難，深感無奈。隨即，我們前往赫章縣調查採訪。
“很多事情，靠文物局自己做不了”
在貴州乃至全國考古界，可樂都算得上一個“重量級”的歷史文化遺址。
可樂是歷史上著名的夜郎古國鼎盛時期的政治中心。上世紀６０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這裏發掘出漢墓７座，出土文物３００余件，引起了考古界、史學界的轟動。２０００年，研究人員在可樂發掘出夜郎墓葬１０８座，出土文物５４７件，由于此次發現出土文物眾多，歷史文化價值巨大，因而入選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度全國十大考古發現。
“已經對可樂遺址進行了９次發掘，出土戰國至秦漢時期各類文物２４００多件，佔全省同類文物的２／３以上”，赫章縣文物事業管理局局長陳紹舉介紹說，“目前發掘的墓葬尚不足總數的４％。”
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５日，國務院批準可樂遺址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讓整個赫章縣感到興奮。赫章縣位于黔西北山區，是國家重點扶持縣。可樂遺址的升格讓赫章縣政府看到了發展機遇，提出了“歷史文化興縣”的口號。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２００３年６月，赫章縣將原先挂靠在文體廣播電視局下的文物管理所升格為文物事業管理局。
文物局成立不久就接到報告：可樂鄉政府正在可樂遺址中心區──水營墓群區域，借“鄉農業技術服務中心”的名義修建職工宿舍。當陳紹舉他們趕到現場時，瓷磚都貼好了。“他們根本不跟你打招呼，你有什麼辦法？”陳紹舉滿臉無奈。
這件事讓文物局感到了對文物區進行規劃的必要。此後，文物局修建了可樂遺址標志碑３座，安裝了保護界樁１２０余個，投資數十萬元請省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學文博學院的專家，對可樂遺址進行鑽探調查、編制《可樂遺址保護與發展規劃》，希望將可樂遺址的保護納入法制管理軌道。
“但很多事情，靠文物局自己是做不了的。”擔任文物局長３年多之後，陳紹舉得出這樣的結論。
“文物考古不是挖洋芋”
２００５年，縣司法局和可樂鄉政府在未報文物局批準的情況下，在保護區內修建司法所。縣文物局按規定向對方下達《停建通知書》，工程僅停了３天就又開工了。陳紹舉親自找司法局長交涉，結果無功而返。
縣農業辦公室牽頭，在可樂鄉搞農業發展工程，直接在保護區內開山炸石，根本不打招呼。
２００６年９月１３日，由縣衛生局牽頭，可樂鄉在水營墓群地帶動工修建鄉衛生院門診所。無奈，縣文物局將此事上報地區文物局，地區文物局發文才得以叫停。後經地縣兩級文物部門實地勘測，此工程已挖掘墓地１４０余平方米，搗毀漢代墓葬一座。
很多人不理解文物局的工作，一名鄉幹部甚至抱怨：“你們幹嗎那麼認真呢，挖到文物給你們交上去不就得了。”陳紹舉回答：“你以為這是挖洋芋嗎？這是考古！文物局也不是文物收購站啊。”
政府機關帶頭違章，一些單位和村民也跟著違章。２００４年，可樂鄉中學要改建職工宿舍，口頭上向縣文物局打招呼。文物局的回答是：必須按程序報批。但可樂鄉中學卻認為，打過招呼就可以了，“鄉政府建宿舍不是也沒有經過審批嗎？”
“你們垂直，我們要把你們‘錘彎’”
縣文物局在可樂鄉設立了文物管理站，職責一是保護文物安全，防止不法分子盜竊和破壞，二是制止違章建設。但對于文管站站長劉文倫來說，這兩項工作都顯得力不從心。
９．４平方公裏的可樂遺址文物保護區，涉及４個村１４個村民組近萬人，文管站算上劉文倫這個“官”也只有兩個人。劉文倫無奈地說：“文管站沒有辦公場地，也沒有一分錢工作經費。”文管站想對村民做些宣傳，但沒有錢印資料，有些界碑已經損壞，想修，也因沒有錢而作罷。
在可樂鄉文物管理站，記者看到一摞《責令停建、拆建通知書》存根，數數有３０份。“都是這兩年下發的。發現了就要下達通知，可下了通知也沒有用。”劉文倫說。２００６年３月，縣文物局來可樂鄉依法拆除一違章建築，還遭遇過村民扔來的石頭，“實在是很危險。”劉文倫至今提起此事仍心有余悸。
由于沒有專門的辦公地點，文管站把辦公室設在鄉政府內，結果常常被鄉政府領導“抓公差”。劉文倫說，“我們是縣文物局的垂直機構”，鄉領導不高興了：“你們垂直，我們要把你們‘錘彎’。”
不單是劉文倫，他的領導陳紹舉也在承受著相似的壓力。
２００６年９月，縣文物局向地區文物局報告鄉衛生院違規建設一事，惹火了一位縣領導，他質問陳紹舉：“你們是縣政府的文物局，為何不經政府便私自上報？”
陳紹舉回答：“我們確實是縣政府的文物局，但我們要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物保護法。我們是按規定上報的。”
還是這位縣領導，在一次會議上公開說：“如果樣樣都依法，我們就會一事無成。”
“領導說得太多了，說得我們不好受啊。”陳紹舉苦笑著對記者自嘲，“應該說我的性格還是比較強硬的，但現在真的有點撐不住了。”
“說到底，是個保護與發展的矛盾問題”
“說到底，是個保護與發展的矛盾問題。”陳紹舉總結說。
關于衛生院事件，鄉裏也有本難念的經。可樂鄉黨委書記王德武在接受採訪時稱，建衛生院的資金是縣衛生局從上面爭取來的，有時間限制，“牽涉到全鄉幾萬農民的健康問題，我們也不能拖啊。”
陳紹舉承認，從２００４年起，縣衛生局和鄉政府確實向文物局以口頭方式“多次申請”，“但當時《可樂遺址保護和發展規劃》還未編制，我們無法表態。”２００６年，鄉政府終于等不及了。
同樣等不及的還有當地農民。地方要發展，農民要建房，這是現實問題。２００６年３月，赫章縣啟動了可樂鄉《小城鎮建設規劃》工作，陳紹舉認為，這部規劃的出臺和實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決遺址保護和地方發展的矛盾。
赫章縣委宣傳部李文均部長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問題確實存在，文物局已經成立，但人員緊張，資金投入嚴重不足，要適應這樣一個國家級文物保護區的工作，我們還要努力提高自己的素質。‘歷史文化興縣’的口號我們會堅持下去的。”
【編後】
可樂文化遺址保護工作所處的困境，有一定典型意義。
相信任何人在口頭上都不會否定文物保護的重要性。但在實際工作中，文物保護卻總是處于被“邊緣化”的位置，常常要給其他工作“讓路”，這不能不說是文物保護工作的悲哀。
發展是硬道理，但發展建設與文物保護不應成為矛盾。我們國家有著悠久的歷史，祖先為我們留下的燦爛文化，是無法再生的寶貴資源，作為歷史鏈條中承上啟下的一環，我們有責任把前人的文物保護好。建設和諧社會，需要統籌兼顧，因強調發展而造成文物破壞的教訓已經不少，我們不能再做愧對先人與後人的事情。（記者
周 朗 王舒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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