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氏糾紛該如何解決：法律？約定俗成？
新華網北京頻道 策劃：蘇會志 李煦 記者：張淼淼 李煦 李京華
編輯：李松
夫妻離婚後，撫養子女的一方未經對方同意自行變更未成年子女姓名，結果引發官司……
近年來因姓氏問題導致的民事糾紛，法律訴訟是不斷見諸媒體，甚至一些案件長期纏訟也得不到解決。
“這類案件如何處理，目前尚無明確係統的法律規定或司法解釋。”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法官周瑞生的一席話道出了這種糾紛不斷的症結所在。姓氏糾紛在司法實踐到底處于一種什麼樣的位置？因為姓氏而打官司真是必需的嗎？……
 |
 |
|
姓氏古譜 |
姓氏名印 |
姓氏糾紛法律判例五花八門
北京人王先生與張女士就因為一方未經對方同意自行變更子女姓名而鬧到法院。王與張夫婦于２００１年離婚，４歲的兒子王某確定隨張女士生活。一年後，張女士到戶籍管理部門將婚生子王某改名為張某。
王先生聞訊後，要求張女士恢復兒子的原姓名，遭到拒絕後，王先生為此提起訴訟。王先生認為孩子的名字是其與張女士在離婚前經過協商共同確定的，孩子現雖由張女士撫養，但王先生並未喪失對孩子的監護權，張女士擅自變更孩子姓名的行為侵犯了王先生對孩子享有的監護權。
對于王先生的起訴，張女士認為，根據《婚姻法》規定，孩子可隨父姓也可隨母姓，將孩子姓氏改為母姓，並不違反法律規定；王先生要求將孩子姓名恢復，是封建的姓氏觀念在作怪；另更改姓名也是為了孩子的生活方便，並未侵犯王先生的監護權。
法院經審理後認為，父母經協商共同給子女確定的姓名，任何一方不能未經對方同意就擅自更改，否則就是把雙方享有的子女隨其姓的權利變為自己一人獨有，侵害了對方對子女的監護權和隨其姓的權利。最終判令張女士于判決生效後三日內將子女恢復原姓名。
 |
|
百家姓 |
案件雖然判了，但記者在採訪中卻發現，目前我國對自然人姓名權的法律規定甚微，內容過于原則、簡單，如何適用顯得無所適從。尤其是對未成年人的姓名權法律規定幾乎為空白，只得依靠法學理論予以處理。再加上法官的認識和理解不同，往往會導致裁判結果不同，出現執法不一的現象。
“對這類案件如何處理，目前尚無明確係統的法律規定或司法解釋。”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法官周瑞生告訴記者。
對于周法官的觀點，記者經過查驗資料後，竟然發現在同一法律下，各地的執法情況卻大相徑庭。
判例一：某女與其夫離婚後，更改了由其撫養的兒子的姓名。此案經西安市未央區法院審理認為，“子女隨父姓或隨母姓，應由夫妻雙方協商，子女有表達能力的，還應尊重子女的意見。女方在未與男方協商的情況下，單方改變子女姓和名，沒有法律依據，顯係不當。故判決女方必須在判決生效後，一日內恢復其子女的原姓名”。
判例二：河南省西峽縣對類似案件的判決是“婚姻法規定子女可以隨父姓，也可以隨母姓，女方並未侵犯男方的任何權利”。故判決駁回男方恢復子女原姓氏的訴訟請求。
判例三：廣州市中級法院對類似案件的判決是，“孩子的名字是出生時雙方確定的，雖然夫妻已離婚，但仍需遵守雙方的原約定。法院支持男方的部分請求，判決將子女的名字恢復原名，姓氏隨母”。
判例四：某地一審法院對類似案件判決子女可隨父姓，也可隨母姓，駁回男方的訴訟請求。二審法院判決維持了一審判決。但是男方申訴後，法院又將此案發回再審，案件審理了三年，仍無結果。
從上述列舉的不同判例，不難發現，通過立法解決此類問題，已迫在眉睫。
子女冠以父性是中國文化習俗，但不等于法律規定
 |
|
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外景 |
 |
|
法院審判庭 |
在我國子女冠以父姓，在一定范圍和程度上，已成為一種文化習俗，但這不等是法律規定。
新中國成立後的我國的第一部婚姻法（１９５０年頒布）和現行的婚姻法（１９８０年頒布），都明確規定子女姓氏可隨父也隨母，這種法律規定體現了男女平等，否定了子女只能隨父姓的傳統。
“姓名權係公民一項重要的人格權。”周瑞生介紹說，子女在未成年時雖由其監護人決定其姓名，但並不妨礙子女成年後獨自更改其姓名，因其取得了民事行為能力，有權決定自己的姓名，他人不得幹涉，這也是子女享有獨立人格的標志。
北京的張女士覺得王先生之所以強烈反對兒子改名是因為封建姓氏觀念在作怪。這一控訴雖是氣話，卻也有一定的道理。相對于國外符號感很強的姓氏觀，中國姓氏的含義要復雜的多。
復旦大學社會學係副教授于海老師認為，“姓”是個非常“頑固”的文化現象。中國傳統的從父姓是一種約定俗成，這種觀念根深蒂固。隨著獨生子女時代的到來，許多父母本身就是“單傳”，無疑，中國人“隨父姓”的傳統，在“獨生子女時代”一定會成為困擾相當一部分男女的難題。
據報道，有對都是獨生子女的戀人，在談婚論嫁時，雙方父母不約而同地談及將來的孩子跟誰姓。結果，兩家互不相讓，竟導致這對戀人分道揚鑣；無獨有偶，一對感情很好的夫妻，為了孩子的姓氏，甚至傳出要鬧婚變。這些本身就是“一代單傳”的父母們如果按照傳統的做法，子女跟隨父姓，女方就好像意味著香火斷滅。這使得不少老一輩人無法接受，孩子取姓已不再僅是父係一族香火的傳承，不少女方家長甚至說：想結婚，可以！先說好今後孩子跟誰姓。
 |
|
家族譜 |
但同中國人重視姓氏的文化內涵相對照，國外對姓氏的態度是不怎麼看重的。那是因為大多數國家姓氏產生是近幾個世紀的事，更有少數國家和民族根本沒有姓氏。外國公民對中國人賭咒發誓，在為子女跟誰姓的問題爭吵不休，抗爭到底甚至鬧上法院的現象是很難想像的。
據張聯芳主編的《外國人的姓名》一書記載：在緬甸等國，人們都是有名無姓的，目前大多數有名有姓的國度，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在姓氏欄中也是空白的。如英國人的姓是在１１世紀日耳曼人徵服英國之後才開始出現的。到十六世紀才流行到整個英倫三島。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一書中指出，在美洲，“薩克遜人直到被諾曼人徵服時，還只有個人的名字，而沒有代表家族的姓氏”。至于美國黑人，更是南北戰爭後才有了自己的名字，因而他們的姓是可以經常更換的，隨便到就象換洗衣服一樣漫不經心。老撾人用姓更是遲到１９４３年７月２８日，由法國殖民主義者駐印度支那聯邦總督下令規定，每人須有名有姓，才開始出現的，甚至直到今天，還有不少人沒有姓呢。
那些同中國一般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如希臘、羅馬、波斯、印度等，姓氏的出現也是很遲的。在古代波斯，一直到公元７世紀前都沒有姓，古代印度，現代意義上表明血緣關係的姓氏直到１８世紀末才普遍實行。
由于姓氏的產生和發展歷史不長，西方人的姓氏態度相對中國人要淡薄得多。漢族婦女婚後要保留原姓，不能改從夫姓，而西方大多數國家的婦女婚後都要改從夫姓，或加夫姓。印度前總理英迪拉，原姓尼赫魯，全名為英迪拉·尼赫魯，婚後改從夫姓，婦女婚後改姓與否或許也從一個側重反映了中外對姓氏的重視程度的大小差別。
中國人看中姓氏淵源是有一定科學原因的
許多國家姓氏的形成與血緣、宗族等關係不大。相關資料顯示，日本公元５世紀晚期產生姓氏，但這僅僅是代表社會政治地位和職務的世襲稱號，直到明治維新時期的１８７５年，政府才頒布法令實施戶籍登記，要求每一個日本人必須有姓，日本人這才急匆匆地為自己找姓，且多以居地名稱為姓，因此多為兩字姓，日本人一下子涌現３萬多個姓，而今天，日本姓氏已達１２萬個之多。但是，上述背景下形成的姓氏傳遞，很難找到與遺傳基因的關聯，而中國則不同。
“查基因可知你姓什麼”就是這項技術的發現使人類第一次驚喜的發現了姓氏與基因的關係。中國人姓氏歷經數千年，很難說每家的姓氏都是千年一脈。而查基因則可以檢驗人群是否同宗。
 |
|
家譜和族譜 | 我國科學家在太原市郊區就作了這樣的研究，發現了很有意義的現象：某村的居民都姓張，附近一個廟裏還供奉著張氏宗族的牌位。村民自稱是幾千年前某個名門之後。但研究人員從史書記錄發現，正宗張姓應分布在河北地區。為了驗證太原張姓的來源，研究人員從村民中抽取了３０份血樣，對Ｙ染色體上的某一基因位點——“姓氏基因位點”作了測試，結果發現，該位點上的基因密碼分布不一致。按照“姓氏基因”理論可判定，這些同姓人群應該不是一個祖先的後代，有些人是歷史上中途改姓加入進來的。從這層意義上看，中國人的姓氏有著認祖歸宗的神聖使命，是不可輕言改變的。
姓氏糾紛如何解決：法律？約定俗成？
法律是什麼？法律是反映統治階級意志的、由國家制定或認可並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行為規則的總和。
姓名又是什麼？簡言之，姓名只是代表個人的語言符號。一個姓什麼，叫什麼更多是一種約定俗成。
而隨著時代的不斷前行，隨著中國獨生子女比例不斷增高，傳統的“姓氏”習慣在中國正在日益受到顛覆。在中國新一代的年輕人裏正在出現這種“觀念革命”，他們對姓氏不那麼執著，認為其僅僅只是一個符號，孩子姓什麼，是一件完全可以商量的事，無論姓什麼都是自己的孩子，他們關心的重點是怎樣把孩子培養成才。現代社會家庭越來越小，姓氏淡化正在成為一種趨勢。
但不可否認，越來越多的姓氏案件卻又暴露出面對姓氏問題引起的法律糾紛，在處理上表現出的法律依據不足。
目前，我國現有的法律中，僅在《民法通則》第九十九條和《婚姻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對姓氏問題做了規定，但都是內容過于原則、簡單。雖然最高人民法院于１９８１年曾向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作了《關于變更子女姓氏問題的復函》，但對于處理該類案件並無實際指導意義。
而最高人民法院于１９９３年作出的有關“司法解釋”中只是規定“父母不得因子女變更姓氏而拒付子女撫育費。父或母一方擅自將子女姓氏改為繼母或繼父姓氏而引起糾紛的，應責令恢復原姓氏。”由于該規定所限定的條件過于單一，在實際案件的訴訟中法官並不能僅以此為據，裁判案件。
因此，對于出現的各種姓氏糾紛，我們是通過立法來解決，還是通過約定俗成將其限制在道德范疇，這都需要法律和社會學家們去做進一步的探討。
但不可否認的一點是，當前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正面臨一係列重大問題，要及時和恰當地解決這些問題不僅需要明智的決斷，而且需要想像力和創造力。我們既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和守法的國家，也需要一個健康而有活力的社會，更需要無數享有自由與尊嚴的個人。因此，通過推行法治、加強公民的守法意識、在新的政治與社會實踐中積累新的生活經驗、使理性的精神融入整個社會、逐步建立起一個現代的、多元的和理性的社會，應當是社會轉型時期的重要目標。（完）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