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龍江省阿城市當地，阿城市電視臺記者閆阿紅雖然是個"小人物"，所寫稿件也沒有驚天動地的大事，但那些老百姓的故事卻贏得了群眾的心。她生病和去世期間，很多電視觀眾都打電話到局裏，為她捐款，詢問病情，有的還主動提出幫助照顧老人。而移植她眼角膜的一名老人和一名大學生，如今已經看到光明。
在老百姓眼裏，閆阿紅是“平民記者”。而在母親眼裏她更是個“讓人放心的好女兒！”
"人家都說，一等記者炒股票，二等記者拉廣告，三等記者收紅包。如果照這個標準，我們阿紅算是入不了"等"了，也沒見她炒過股、跟誰拉過廣告，更別提拿紅包了。”
閆阿紅１９９３年從齊齊哈爾師范大學政治係畢業後，成為黑龍江省阿城市電視臺一名記者，在近十年的工作中，採寫的新聞稿件幾乎每一篇都和普通老百姓息息相關，因此被當地群眾親切稱為"平民記者"。去年１１月，她因患子宮內膜癌去世，年僅３４歲。
“做記者的要有良知，‘良’是良心、‘知’是知識。新聞作品就是要有‘平民視角’，不然我們的作品就會遠離人民、遠離生活。”
在阿城市電視臺，閆阿紅先後在新聞部、專題部任記者。無論在哪個部門，她採寫的稿件幾乎只有一個主題：反映老百姓的心聲，為老百姓解決難題。很多市民提到閆阿紅都豎起拇指："阿紅是我們百姓的好記者"。
１９９８年，閆阿紅在採訪中了解到，哈爾濱老人王子元甘願放棄大城市的舒適生活，來到阿城收養了三個無家可歸的兒童，自己的生活因此陷入窘境。于是她多次找到老人，與孩子們相處多日，採寫出了新聞稿《一個老漢和三個無家可歸的兒童》。播出後，在社會引起反響，有關部門和各界積極幫助，老人家的困難得到了解決。見老人的房子破了，閆阿紅又四處奔走，找自己的朋友幫助老人維修了房子。王子元老人臨終時囑咐三個孩子："你們要永遠記住阿紅姐，她是我們的恩人啊！"
阿城二中的貧困學生趙紅霞考上了大學，但她家生活困難，每月僅靠聾啞父親２００元的收入維持生活，根本無法負擔上萬元的學費。閆阿紅立即實地採訪，採寫了《誰能圓孩子的求學夢》，並向社會呼吁"幫助這個寒門學子圓她的大學夢"。經過一個月的努力，趙紅霞湊足了學費，踏上了求學之路，
"她的筆下很少有'應景'的東西，她更關心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有人勸她，你也是臺裏的'大手'了，經常圍圍領導，給企業家做點訪問，對你大有好處。但阿紅說，我是個習慣從底層挖新聞的人。"同事劉爽說，"她每個月十幾篇稿件中，大部分是反映普通人生活的，而且每一篇都不對付。”
閆阿紅在"官場"的朋友不多，而普通的工人和農民她倒結交了不少。熟悉她的人說："阿城掃大街的都是閆阿紅的朋友！"在採寫《為城市美容的人們》一稿中，閆阿紅連續幾天早起和清潔工人一起上班，拍攝他們的生活，呼喚人們增強社會公德，尊重別人的勞動；為反映城市掏糞工人的生活，她還曾到公共廁所裏採訪。
作為單位唯一一名正規院校本科畢業生，閆阿紅卻始終有一種危機意識，從不間斷學習，１９９６年，她自費到原北京廣播學院學習新聞業務。不斷的積累，使她在單位成為業務骨幹：很多同事即使在她生病期間也打電話給她，把自己的稿件讀給她聽，"她說行基本就能通過，也有被她否定的，理由是'你的稿子裏套話、官話太多，離老百姓太遠了，新聞記者要講良知，'良'就是良心，'知'就是知識。只有多寫老百姓的事，豐富自己的知識，作品才能被百姓接受！"
“我最討厭那些吃吃喝喝、拉關係、搞有償新聞
的記者，我告誡自己：任何時候都不自毀名譽”
"閆阿紅一直是單位的先進工作者，承擔對上報道的任務。因為發稿量大，所以熟悉她、請她去採訪的單位和企業不少，但她從來都以'是否對社會進步有利'、'是否對群眾有益'為標準決定去與不去。"阿城市廣播電視劇副局長何鳳香說，"她做記者的口碑是一流的。"
有一年，閆阿紅家的房子動遷。見別人都找關係選擇好地點好樓層，她母親說："你是做記者的，認識人多，況且主管部門你又採訪過，幫助家裏找個條件好的樓區吧。""可她就是不答應，還教育我說：'我給人家寫報道是工作的事情，動遷選樓房是咱們家的事情，不能往一起混。'一直到最後，事情也沒辦。"
閆母擦著眼淚說，"親戚都不理解呀，埋怨說：'這記者讓她當的，啥光兒也借不上！'阿紅告訴親戚：'我最討厭那些到採訪單位吃吃喝喝，要這要那的記者，人家請我們去採訪是對記者職業的信任，我們可不能自毀名譽啊。'"
"人家都說，一等記者炒股票，二等記者拉廣告，三等記者收紅包。如果照這個標準，我們阿紅算是入不了"等"了，也沒見她炒過股、跟誰拉過廣告，更別提拿紅包了。東西倒是拿回來兩次，一次下鄉給農民寫報道，老鄉送給她幾斤清潔米，她轉送了同事；還有一次下鄉採訪，人家給了她一小兜泥鰍魚。"
閆阿紅的父親強忍淚水說："阿紅去世後，我每次到大街上散步，總有人和我打招呼，還關切地說：'您要保重身體啊'，這些人我都不認識，後來才知道是阿紅的採訪對象。每逢這時我就覺得挺欣慰的，雖然阿紅這些年過得很清苦，採寫的反對封建迷信、客車搶客等報道也得罪了不少人，但如今還有這麼多人記得她，我們知足了！"
“我們的稿件總想教育別人，但我們的實際行動往往是對稿件的另一種檢驗，我去世後一定要捐獻我的角膜，這恐怕是我生前交給老百姓最後一篇‘稿子’了！”
２００４年年初，在病床上的閆阿紅仍不忘鼓勵同房的病友與病魔做鬥爭。一位叫孫小霞的患者得知自己患上癌症後，痛不欲生，在醫院大喊大叫。身體極其虛弱的閆阿紅主動安慰她，開導她，鼓勵她樂觀地生活下去。天長日久，二人成了知心的朋友。孫小霞的家屬感動地說："這個記者沒架子，心眼兒還好使。"
見閆阿紅的病情不見好轉，有人主動找上門來："我們那裏有個'大神'，專門治療婦女病，你們把她請來跳跳神吧！"閆阿紅知道後非常氣憤，告訴父母："你們千萬不要迷信。我現在不能寫稿了，但我會用實際行動教育這些迷信的人。"
一天，電視播放的一個捐贈眼角膜的消息，讓閆阿紅很受啟發。她告訴家人："中國那麼多盲人因為缺少角膜看不到光明，我要把自己的角膜捐出去。"閆阿紅母親說："起初家人不同意，但阿紅說：'我是學政治的，是一個純粹的唯物主義者。在作品中我告訴群眾反對封建迷信，現在我要以實際行動再次交上這篇稿件。我把我的眼睛捐給看不到光明的人，讓他們看到祖國美好的河山，是多麼幸福的一件事。我寫過那麼多稿件是為了教育別人，而我首先要自己做得到！”在她的堅持下，家人在收到病危通知書後立即與黑龍江眼庫簽訂了《自願捐獻眼角膜協議書》。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２日晨５時１２分，閆阿紅停止了呼吸。７時１５分，黑龍江省眼庫的醫生摘下了她的兩片眼角膜。１７時１０分，一位老年的白內障患者和一位高度近視的大學生移植了閆阿紅的角膜，如今已經看到了光明。
在阿城市當地，閆阿紅雖然是個"小人物"，所寫稿件也沒有驚天動地的大事，但那些老百姓的故事卻贏得了群眾的心。她生病和去世期間，很多電視觀眾都打電話到局裏，為她捐款，詢問病情，有的還主動提出幫助照顧老人。
同事徐曼雷深情地說："阿紅曾告訴我們，作品永遠要有'平民視角'。這促使我們對職業精神有了新的認識：做記者的應該永遠以百姓為新聞的中心！"（完）
